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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尽管当今世界矛盾重重，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做出的选择也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个。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的统一整体；而且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当今世界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讲，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第一，由于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大大加速了各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从而要求世界开放，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另一方面又为经济国际化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如提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电信，从而使地球大大缩小了。第二，世界各国面临着涉及全人类命运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消除各种可怕的新老疾病及世界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开发宇宙和海洋以造福于全人类。而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建立起有效的国际秩序和协调机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着各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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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在全力推行国内改革政策的同时，一直积极地调整对外政策。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角度看，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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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改变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为此，戈尔巴乔夫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意识形态观点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外交活动中，要实行灵活的政策，要进行理智的妥协。苏联认识到，只有其形象改变之后，才能为其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国际环境，才能顺利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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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强调求同存异，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际关系中来；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更多地着眼于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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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使对外政策直接为苏联经济国际化服务，拓宽苏联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和合作领域，使苏联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冲破过去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思想。［4］正如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指出的，目前苏联外交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不平常的时期，今天使苏联对外政策“更经济化”的时候到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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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对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国际关系经济化、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这种“更经济化”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促进当时苏联经济国际化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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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提出的新思维，还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有关：一是不再像过去那样用简单化的方法去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余地。1987年10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实业界人士表示：苏美经济协作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解决苏联的问题。［6］二是戈尔巴乔夫当时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科技革命阶段，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合作，是实现苏联科技进步任务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对此苏联科学院院士普里马科夫在分析苏共二十七大与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问题时指出：“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已进入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科技革命的过程已经出现。这种加速过程的主要领域是微电子学、信息学、新科技的生产、生物工程等。”因此，“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技革命的研究非常重要。”［7］这就要求，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科技革命阶段之际，苏联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新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促进科技的发展，使本国科技的进步能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中国与东欧一些国家，改革与开放出现了新的浪潮，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已取得了不少进展。应该说，这对当时苏联推行开放政策是个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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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各部门、企业直接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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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国际化程度的综合性标志，也是推行经济国际化政策普遍的、基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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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国以来，已同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1988年苏联外贸总额为1320亿卢布，这比1950年增长了44倍。但总体来说，由于长期实行外贸垄断制，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外贸水平远不能与世界经济国际化发展进程相适应。1988年，苏联出口总额为67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8660亿卢布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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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直不断地在改革外贸体制，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通过外贸渠道，使各部门、地区和企业有可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并为此注入各种刺激机制，以此来加速苏联经济国际化的进展。所采取的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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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外贸垄断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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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苏联在谈到外贸垄断时，常常引1918年4月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贸易全部国有化》法令中的一段话：“全部对外贸易实行国有化，同国外和外国人个别贸易企业买卖各类产品（采掘业，制造业，农业及其他）的交易，只能由以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专营此事的全权机关进行，除这些机关外，同外国的任何进出口交易一律禁止。”列宁并没有把外贸垄断说成是只能由一个部或一个主管机关来垄断。当时有权进入国际市场的，不仅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全国消费合作总社，而且还有其他一些组织，例如，20年代初就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联消费合作社同私人企业家共同建立的“皮革原料内外销股份公司”。这些都说明，在当时来说，对外贸易垄断也不应该理解为由一个主管部门来垄断，更不能理解为独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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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实行对外贸易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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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19日，苏联通过的《关于完善对外经济管理措施的决议》中规定：在保持和发展对外经济活动国家垄断的同时，迫切需要扩大各部、主管部门、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在这个领域的权力和加强它们的责任性，保证它们走向国外市场，加强对发展国际合作和加速采用最新科技成果的兴趣，从而提高对外经济联系的效率。外贸管理权仍然是实行垄断原则，目的是使国家有效地控制对外经济关系，使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为此，新成立的对外经济委员会（它取代了原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全面领导，制定远景计划，监督与协调外经外贸工作，实现外经外贸归口管理，统一对外，防止政出多门。与此同时，下放外贸经营权，逐步改变外贸部门垄断外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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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苏联授权22个部门，77家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可以面向世界市场，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这些部门和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后，进出口额大大增加，1987年就已占全苏外贸总额的19.5%，出口的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占该类商品出口额的4.6%。1988年底，苏联又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国营、合作社营和其他社会性企业、联合和单位的对外经济活动》的决议，规定从1989年4月1日起，凡产品（工程和服务）在国外市场具有竞争能力的所有企业、联合公司、生产合作社和其他单位，都有权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苏联企业对这种直接联系形式的外贸活动，怀有极大的兴趣，促使企业关心其他产品的竞争能力，研究世界行情，尽快以最新技术更新其生产设备，生产现代化的产品，以扩大产品出口量。1998年，由企业直接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已占苏联外贸总额的42%。可见，企业与国外直接贸易形式的作用，已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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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苏联还赋予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外贸经营权，授权它们开展地方贸易和边境贸易。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和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相继成立了地方贸易公司，边境地区也在积极发展边境贸易。授予各级地方从事外贸的权力，对于开拓对外贸易经营渠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将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就以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来说，两国边境贸易在高速增长，以黑龙江为例，1988年，中苏边境贸易额为1.96亿法郎，这比上年增长4.7倍，相当于从1957年到1966年和从1983年到1987共15年的边贸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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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入刺激机制，从多方面来增强企业冲向国际市场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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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是使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具有真正的自主权。就是说，‘使这些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也建立在自主经营、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自主经营指外贸企业成为决定对外经济活动的主体，外贸计划由其自身制订，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的原则，主要是指要从根本上改变外贸企业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今后，这些企业的用汇和创汇应紧密结合，企业进口设备等所需外汇应靠自己产品出口所获的外汇来支付。同时，企业对其对外经济活动的效益和外汇的使用承担全部责任。企业为了扩大出口商的生产，如外汇不足，可向银行获得外汇贷款，并用出口商品获得外汇贷款。一旦发生因完不成出口任务而引起外汇短缺的情况，不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解决。二是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刺激企业出口积极性。苏联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外汇留成制度，刺激企业出口的积极性。苏联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0.5%—50%）。例如，对出口原料商品留成比例为0.5%—2%；机电产品为15%（如创现汇则为20%）；零配件为30%（如创现汇则为50%）。对超计划的出口创汇全部留归企业支配。十分明显，这些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目的是鼓励出口。这里应指出，外汇留成制度是外资企业实现自筹资金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三是对一些地区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为其走向世界市场创造更方便的条件。1988年9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提出，应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更快地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规定一些优惠待遇：这些地区的企业可以利用外汇留成在国外直接买消费品；可以利用它们所节约下来的全部材料加工出口，职工工资由经理和工会酌情决定，而不受一般企业工资制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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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传统理论束缚，开拓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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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与西方国家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合营企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在1925年初，在苏联境内共有64家合营公司，它们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10%，在进口中占5%。在这些合营企业股份中，苏联占有50%以上的股权。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联在各个重要部门都建立了合营企业，如俄美压缩天然气公司、俄奥搪瓷器皿公司、俄美木材公司、俄德建筑工程公司等。这些合营公司和租让企业一样，对当时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起过无可置疑的作用。但自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形式，基本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轨道实现的，即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当时的苏联领导错误地对待新经济政策，把它看成是暂时的，是向资本主义不得已的退却有关。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了，从这一政策中产生出来的租让制和合营公司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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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特别在苏联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从理论到实践，不再允许在苏联国土上出现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更不允许外国资本在苏联国土上出现。对此，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说，“要走向世界市场，要使苏联参与世界经济，我们干部的思维以及态度都得作根本改变”。“改变他们的思维，需要善于按新的方式办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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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分析国内经济停滞原因时，也分析了长期来苏联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的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认识到，要使苏联经济走向世界，只靠单一的传统的贸易形式是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这只会导致苏联经济的继续落后。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采用一些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关系合作形式，如建立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和免税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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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发展，苏联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特别注意了如何从单一的贸易方式转向生产合作方式。其做法是：第一，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苏联已明确规定，要“从以贸易为主的联系方式向深层次的生产专业化合作过渡”。［9］在各部门、联合公司和企业一级进行直接的国际生产联系和科技联系，共同解决科研、生产、供货、销售、售后服务等问题。苏联把这种方式作为重点加以推广。当时，苏联已有1700多家企业与经互会成员国的企业建立了直接联系。第二，1987年1月，苏联通过决议，决定在苏联境内同外国建立合资企业，以便利用这种方式来发展国际生产合作和开拓新的经济联系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来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发展出口基地，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减少不合理的进口，最后达到加速经济发展和使经济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目的。1988年，苏联为了加快合资企业的建立，改善国内投资条件，提高合资参加者的兴趣，修改了合资法。主要内容有：取消了合资企业中外国参加者的比例不得超过49%的规定，而规定这个比例由合作者之间的合同确定；取消了合资企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和经理必须由苏方人员担任的规定，而规定可以由外国公民担任，合资企业的管委会有权独立决定雇工、解雇、劳动报酬的形式和数量，以及对工作人员采取的奖励制度；对合资企业为发展生产而运进苏联的商品将征收最低的进口税或完全免除关税；外国伙伴的利润可以汇回本国；大大简化建立合资企业的手续等。采取上述措施以后，在苏联境内创办的合资企业数量有明显增长：1987年5月12日苏联建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1987年底仅有7家，1988年底为164家，1989年初为191家，而到1989年4月已达到48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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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的初期，苏联还是持怀疑态度，在思维观念上是有阻力的，更多地认为它只具有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属性。经过一段时间研究，特别对中国特区的多次考察和多方了解之后，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后来苏联开始讨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把它看成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扩大与密切同西方经济联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88年开始，苏联对建立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已从讨论转入落实并决定首先建立两个自由经济区，一是苏芬边境的赛马运河区；另一个是远东的海参崴。据报道，滨海边疆区、索契、敖德萨、爱沙尼亚等15个地区当时亦考虑筹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苏联还考虑，给予自由经济区种种特殊优惠的条件，如不受苏联海关的限制，为外国投资规定附加保证，实行商业风险保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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