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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国内问题成堆，军备竞赛让苏联经济不堪重负，里根又要加紧实施他于1983年3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如果苏联应战，就意味着开始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这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需要改变传统的外交政策，为此，必须改变苏共传统的对外政策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外交的思想，并逐步加以完善，逐渐成了指导苏联外交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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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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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步性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矛盾的尖锐性，强调两个体系、两种社会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内在动机、它的社会经济实质本身也迫使帝国主义将两个体系的竞赛变成了军事对抗。帝国主义由于其社会本质而不断推行侵略性冒险政策”。［1］戈尔巴乔夫批评了美国的军事对抗政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主张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强调出现了涉及文明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强调“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需要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建设性的协作”。［2］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估计并未超出苏联的传统认识，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想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长期的和平竞赛，同时，为了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进行协作，“需要这种协作来防止核浩劫，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下去。需要进行这种协作，以便共同地和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来解决全人类的其他日益尖锐的问题”。［3］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图在于摆脱军备竞赛，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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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新的行为准则，“不是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企图以牺牲他人来加强自身安全，以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在充分尊重每一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并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4］他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关系，“时代要求对文明、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现阶段作出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而又被相互联系的纽带客观上联成一体的世界。这是由于利益上的种种差别与冲突而不能按数千年形成的‘强权’传统来生存的国际关系”。［5］在谈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今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将如何发展，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样的进程占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世界的命运。”［6］“历史的经验、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规律和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都要求寻找途径来协调和安排好这一地区内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7］戈尔巴乔夫这一讲话与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报告相比，显然又向前迈了一步，他更加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进行国际合作，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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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该书中他对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强调对话与合作。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意在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和谐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国际局势的具体建议，如排除在对外政策中使用武力，奉行自由选择的原则，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苏联要在两年内裁军至少50万人，削减常规武器，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部分军队等等，标志着新思维概念和新思维政策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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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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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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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8］“不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9］同时，“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靡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10］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认为世界安全取决于两大体系力量均衡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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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11］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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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他提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他强调：“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13］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4］戈尔巴乔夫认为利益的平衡才是安全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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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这一理论的缺陷还在于，他只侧重于国家的军事安全，而没有提出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正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日后他竟天真地请美国学者帮助他制定经济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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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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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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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世界经济联系正日益国际化，苏联要发展，必须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苏联长期受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造成了国家的封闭与落后，戈尔巴乔夫冲破了这一理论束缚，开始强调苏联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性，提出苏联不能置身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之外。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杀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他还说：“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程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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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武器出现使人类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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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18］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国家关系不同于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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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用与影响下降了，特别是苏联模式的吸引力下降了。二战结束后，许多国家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人们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与政治弊病，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苏联东欧几十年的实践并没有证实这一点，西方的体制与生活方式越来越得到东欧国家人民的认同，苏联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对抗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提高苏联的国际威信，戈尔巴乔夫只能另辟蹊径。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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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利益，对资本主义毫不设防，也是片面的，并不能真正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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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价值观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不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看成是国际社会演进的动力，不再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制度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于承认了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解释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19］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提出这一正确的新观点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低估了西方阵营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攻击力”。正是苏联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美国开始大谈“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和它的“国际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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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联国际活动时说，苏联对外政策有三个关键性的前提：“第一，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能自以为你更了解别的人民和国家应如何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务。承认每个国家人民的选择自由是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前提。第二，不能单独地、在把自己社会发展的道路同别人的道路对立起来的情况下走向繁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时代的要求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和合作。第三，之所以要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不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现代化，而且是为了同其他人民一道为历史上的一个永久和平时期创造物质基础，是为了解决人类全球性的问题。”［20］这些理论从总的方面看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表明苏联放弃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的目标，促使战后持续了40年的“冷战”结束了，这无论对苏联自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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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21］在核战争的威胁面前，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没有什么错，关键是不能用全人类的利益代替本国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为当今的世界并未实现大同，国际关系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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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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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思维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外交的目标开始转为致力于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为苏联国内的改革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消除国际紧张局势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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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外交过分重军事和政治，轻经济，使苏联的负担超过了国力的许可，恶化了苏联与各大国的关系，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苏联四面树敌的政策，也使它恶化了与大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是苏方消除“三大障碍”，美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企图在军备竞赛中拖垮苏联，日本提出与苏联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是解决领土问题等等，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他要改善本国的国际环境，只能改变苏联外交的进攻战略，进行战略收缩：结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退出阿富汗战争，与最大的邻国——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解决越南侵柬的问题等等。在重新对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苏联的对外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不再谋求充当世界的发号施令者，放弃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放弃实力政策和争霸政策，使苏联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正常成员。苏联的对外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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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戈尔巴乔夫明确要求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众所周知，苏联的内政常常是为实现对外战略的宏伟目标服务的，外交不计成本与代价，到处插手支持世界革命，而很少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这种做法，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阐述了外交的改革。他强调，外交应同国家利益密切配合，“外交应当有助于国家的内部发展。苏联外交的任务是保障和平，没有和平，一切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苏联外交还要尽可能为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22］“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应当更清醒、更广泛地估价具体事实，不要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观察一切。……不要把坚持某一立场的坚定性变成毫无意义的顽固，不要让人家把苏联代表叫做‘不先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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