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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放弃与美国争霸的目标，退出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改善苏美关系，结束了冷战。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用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谢瓦尔德纳泽［24］代替了已担任28年外交部长、号称“不先生”的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军备竞赛已经成了苏联经济沉重的负担，苏联经济是不是能够长期承受军备竞赛的负担？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有人认为里根“对结束冷战最有贡献的两个战略决定是：北约组织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25］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结束冷战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策选择。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文 · 莱夫勒教授所说，“在冷战走向结束的历史进程中，如同冷战发生发展时的情形一样，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依然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便不会有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结束的历史大事变”，［26］“根据最新的档案资料，我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军事压力政策并不是导致冷战终结的关键性因素。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军事压力政策并没有对苏联造成真正的威胁。相形之下，更重要的是，当时整个核军备竞赛所形成的条件，改变了人们对于核武器的看法。换言之，当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以核威慑力量为中心的大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时，他并不是对美国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顺应人们对核武器看法的变化而采取的行动。根据传统的看法，握有核武器，便能增加国家在国际外交中的实力地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在一个核武器已经过剩的世界里，核武器不再能起到压服对手的目的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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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方面，苏联表现得更主动。据谢瓦尔德纳泽回忆，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曾两次召集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开会，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问题是：里根的计划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第一次科学家们认为是不现实的，是愚蠢的计划，只是空话，目的是为了吓唬我们苏联。两个月后，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些科学家们说：我们不止一次地研究，起初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幻想，不能实现。但是，如果经济允许，虽然不是立即，但还是可能的。虽不能防御整个美国，但可以在一些地区，一些重要城市实现。苏联不能打穿美国的盾牌，美国可以打到克里姆林宫。后来再次召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讨论这一问题，学者们指出：过一段时间，美国人能够建立起这样的防御体系，防御生死攸关的重要目标——大的工业中心、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等等。［28］在这一背景下，“我和戈尔巴乔夫决定：应该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找到与美国人的共同语言。与他们达成协议！他们也曾说这种竞赛对他们也不利。我和我的外交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在几周内制定了与美国人接近的政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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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苏长期尖锐的对抗，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美国人打交道很艰难，里根在与谢瓦尔德纳泽会面时，看着谢瓦尔德纳泽，然后说：“我知道，你是邪恶帝国的代表，但是我不得不跟您谈话，讨论全球问题。”他想我会立即站起来走，但我微笑着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是您的成见，过一段时间，您会相信，我们不是什么邪恶帝国。您会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然后会去苏联，但是，他回答，这只是神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30］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畸形发展的影响，把结束军备竞赛作为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当戈尔巴乔夫控制了权柄和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按钮时，苏联以其不堪重负的经济，已经既无法保持自己第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无法保持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的头衔了。照彼得拉科夫院士的看法，‘我们之所以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是因为我们开始认真地进行备战，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5%—80%都用于军工企业和供养自己在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国外客户。’正因如此，要求苏联摆脱军事竞赛的重负、要求摆脱与美国战略瓜分世界这一不可避免之事的新政治思维，决不是身居‘苏联号’原子破冰船操纵台的那个天真外省人、业余政治家浪漫主义幻想的成果，而是完全清醒的、可惜并不令人宽慰的计算的结果”。［31］1985年11月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举行会晤，成为美苏关系改善的“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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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首次会晤在日内瓦举行，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与里根的争吵，但尽量把这次会晤描写得缓和些。据谢瓦尔德纳泽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谈了2个小时，当他们从房间走出来时，看到他们的脸都是红红的，看来他们不仅相互争论，还相互抨击。戈尔巴乔夫要求立即回别墅，并要订飞机立即飞回莫斯科，当谢瓦尔德纳泽提醒他6时还有第二次会晤时，他说：“没有，飞回莫斯科！跟这样的人，与他这样的领导人没办法打交道。”［32］在妻子和同事们的劝说下，戈尔巴乔夫才没有中途退场。里根要解决保护人权的问题，在处理地区性冲突方面的相互信任，而后才谈到裁判军备；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不停地推动裁减军备。双方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苏美两国首脑会晤本身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积极意义，日内瓦举行会晤，开始了新一轮缓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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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美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1987年12月8日苏美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苏美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1988年6月1日，苏美两国互换条约批准书，该条约正式生效。这是战后美苏裁军谈判历史上达成的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并彻底销毁了一个类别的核武器。该条约减轻了欧洲面临的核压力，有利于欧洲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也有利于苏联的和平。1989年12月苏美首脑在马耳他会晤，确认两国关系中的对抗时期结束，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苏方重申新的政治思维是尊重每个国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实际上表明苏联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为响应苏联的裁军建议，美国宣布削减在亚太地区驻军的15%，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销毁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等。此次会晤被一些人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1991年7月31日，苏美首脑终于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I），为长达9年的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画上了句号。根据这一条约，苏美两国射程在4800公里以上的远程核导弹及弹头：苏联从现有的11000枚减少到7000多枚；美国从12000多枚削减到10500枚。这一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苏美两国开始实际削减战略核武器。苏美这两个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能够坐下来削减他们的核武器库，自然有利于人类避免核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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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放弃把东欧作为势力范围的做法，给东欧人民以选择的自由。东欧一直是苏联与西方进行冷战的前沿阵地，维护东欧这个势力范围一直是战后苏联外交的重点。在努力改善与美国紧张关系的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战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85年11月，在戈尔巴乔夫与华约组织和经互会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戈尔巴乔夫传达的信息是他要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强加于人的做法，每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对本国所发生的事情负责。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虽然仍说“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居于优先地位”。但他又强调：“为了保证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质量，重要的是要克服我们某些外交人员头脑中存在的偏见、骄傲自满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应当谦虚。”［33］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从东欧撤出了军队，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东欧人民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在东欧发生剧变，原共产党工人党失去政权之际，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干涉。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促成了德国统一和冷战在欧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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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新调整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苏联长期以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为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此，曾担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说：“我还记得激动的安德罗波夫曾气愤地说：‘我们将大家紧紧抓在周围干什么？只要人家高喊一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会飞也似的跑过去。这样毫无选择地乱跑为什么？也许应该等一等、想一想、看一看：是我们比别人更需要？还是我们比别人更富有？’”［3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现在已经到了该全面研究我们对‘第三世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时候了”。［35］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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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在谈到阿富汗战争时，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愿意把在阿富汗的军队撤回国，“到1986年年底，将有六个团——一个坦克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三个高射炮团——连同它们编制内的技术装备和武器从阿富汗回国”。但他又警告说：“那些鼓励和资助对阿富汗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而且还从自己境内进行这种战争的人应当明白：如果继续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进行干涉，苏联是不会置邻国于灾难而不顾的。我们对阿富汗人民的国际主义声援以及苏联的安全利益，都将把这种情况绝对排除掉。”［36］戈尔巴乔夫承认派军队到阿富汗是个错误。1986年11月，苏共中央以纳吉布拉替换卡尔迈勒。1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了。如不改变态度，我们还得打20—30年。这给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罩上了阴影。”戈尔巴乔夫继续说：“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在近期我们要结束这一过程。”［37］1985年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耗资26亿卢布，即平均每昼夜720万卢布；1987年为54亿卢布，平均每昼夜消耗为1470万卢布。［38］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联、美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议。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签署命令：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日，撤回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100300苏军。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标志，苏联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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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对外政策新思维，改变了苏联对世界的看法和与世界各国相处的方式，使苏联外交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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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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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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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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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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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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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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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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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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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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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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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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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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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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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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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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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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