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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198 1991年7月25—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这是最后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新党纲草案和关于联盟条约草案。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要建立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对于苏共，他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认为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攻击，许多人指责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改革派还是占了上风，全会最终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各级党组织对草案进行讨论的任务的决定》，决定1991年11—12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新党纲。此后，戈尔巴乔夫从依靠党和国家的官僚们以及军事一肃反工作者集团，转而采取与各共和国领袖、苏共中的改良派、由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的“新民主主义者”合作的态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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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00 1991年7月末，雅科夫列夫提出辞呈，与戈尔巴乔夫分手。1991年8月15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常委会作出了决定，认为雅科夫列夫有“违背苏共章程和分裂党的行动，认为他不宜继续留在苏共队伍里”。8月16日，雅科夫列夫给苏共中央机关党委的声明，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迫害，“我想提醒社会，在党的领导核心里已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斯大林式的集团，它反对1985年的政治方针，阻碍我国的社会进步。实际上这是党的领导违背自己的宣言，正在摆脱党内的民主派，为进行社会复仇、进行党内政变和国家政变做准备。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再在苏共内部为民主改造事业服务已经是不可能的和不道德的了，因此我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我的良心要求我这么做”。［9］同一天，雅科夫列夫还写了一封致苏联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论复仇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党的领导采取了把民主派清除出党的方针，“现在的领导应该对摧毁党和使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承担全部责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他认为：“业已形成的最高权势机关不仅抗拒要求革新、自由和民主的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武断、非理性思维以及不能遵循正常道德和人权的通行标准，它本身已成了对社会的威胁，成了进步的障碍。不仅如此，这个机关企图唆使人民群众反对改革，反对提倡改革的人。”“最终，党没有实现民主重建，也没有与专制的过去决裂，更没有变成有作为的政治组织。”“6年的改革表明，苏共的组织结构和苏共领导的行动使苏共急剧滑向同社会、特别是同社会中的最爱国最积极最有作为的那部分人对抗的地步。”“需要有一个由建设性反对派组成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集中力量去搞什么意识形态争吵，不是耍什么政客手腕来自我肯定，也不是为什么人的野心而斗个没完没了，而是捍卫健全的理性和合理的实用主义，争取通过能在今天和未来使人民和全国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的决议和法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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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02 民主派采取了离开的办法与戈尔巴乔夫分手，强硬派则想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卢基扬诺夫本人后来证实，党内的‘健康力量’根本不打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日历乖乖地在11月充当牺牲品，而是打算‘在9月举行的非常中央全会上提出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的职务问题。戈尔巴乔夫看来知道此事’。”［11］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人达成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协议，便于8月4日去克里米亚休假，准备8月19日返回，于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在休假前，就有许多人警告他可能发生政变，但他置之不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 · 19”事变。可以说，“8 · 19”事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党内危机的反映，苏共党内潜在的冲突变成了公开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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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04 “8 · 19”事变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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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06 如何评价“8 · 19”事变？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一行动？至今仍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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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08 “8 · 19”事变一年后俄罗斯总检察长B · 斯捷潘科夫宣布的原因如下：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克里姆林宫秘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达成协议，矛头指向苏联政治领导层的保守派核心。其中包括在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后，要解除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职务。克留奇科夫知道了会晤的内容，抢先发动了政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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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10 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13］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国家杜马议员卢基扬诺夫在“8 · 19”事件10周年之际指出：“10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得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尝试保存现存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不是“8 · 19”事件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他被困之说与事实不符。卢基扬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地位。［14］被认为是“8 · 19”事变主谋的克留奇科夫说，由于苏联不少地区民族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他们曾不断提出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或实行总统治理的问题，“1990年间，由于南奥塞梯、波罗的海沿岸，尤其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所发生的事件，在这方面曾一再作出指示。1991年，鉴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达维亚发生的事件，苏联总统下达了许多类似的命令。在许多地区，因为动乱和罢工，形势白热化到极限。因此，这样的委托具有十分具体的性质：拟定有关决定、呼吁书的草案，提出有组织的紧急措施的提纲。”［15］他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想出什么新办法，因为一切决定、行动和呼吁都是在1990—1991年间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的任务研究拟定的”。［16］在国家陷入混乱的情况下，确实需要秩序，戈尔巴乔夫也许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搞的解除戈尔巴乔夫职务而实行的紧急状态很难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方案。在当时国家局势严重的情况下，身体并没有多大问题的戈尔巴乔夫不应该放下工作去休假。“很多人都认为，当时的事情很多，国家局势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在这非常关键的一个星期去休假，是有意让身边这些战友放手大干一场。”［17］戈尔巴乔夫不合时宜的休假为政变者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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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12 8月16日《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担忧，克留奇科夫认为主要任务是整顿秩序而不是设计新的联盟条约，“新条约的设计只会搞垮苏联，是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取代方案的。这一条约一旦签署，苏联的灭亡即不可逆转。要拯救局势，需要新的途径”。［18］4天后就要签署这个条约，不满者认为应该采取行动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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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14 8月17日下午，政变成员在位于列宁大街尽头的克格勃中心秘密开会，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等人参加，亚纳耶夫没有参加，不知道，卢基扬诺夫、普戈也不知道。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季斯拉夫 · 阿恰洛夫上将、瓦连京 · 瓦连尼科夫大将参加了会议。没有人作出马上采取行动的决断，但也不想无动于衷。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方针，据克留奇科夫回忆：“1991年夏天，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开会，会议的休息时间，大家谈起了国家局势和改革。我问一些同志，他们一共是8人，如果我们早知道改革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我们还会开始改革吗？在场的德米特里 · 季莫费耶维奇 · 亚佐夫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改革？”［19］最后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派特别代表团以说服其采取措施拯救国家，推迟新联盟条约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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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16 8月18日中午，戈尔巴乔夫同副总统亚纳耶夫通话，并告诉亚纳耶夫他抵达莫斯科的具体时间，亚纳耶夫答应要去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午餐后，戈尔巴乔夫继续起草预定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发表的演说稿。下午4时30分，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飞到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同行的还有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和副局长格涅拉罗夫。此时，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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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18 戈尔巴乔夫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差10分5点卫士长通知他来了一群人要求见他，戈尔巴乔夫很吃惊，想确定这些人是谁派来的，但电话不通，他让家人做最坏的准备，然后与这些人见了面。这些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要么把职权交给副总统，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说：“只有想自杀的人才会现在在我国实施紧急状态。我同此事毫无关系。”他警告他们说人民不会支持，建议召开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那里解决一切问题。但这些人并不听他的，戈尔巴乔夫最后说：“那么就这样吧。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回去报告，我绝对反对你们的计划，你们将被击败。但是我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近年来所取得的东西而担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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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20 博尔金的描写他见到的戈尔巴乔夫：“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什么问题？’”“‘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他们以为能够得到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但戈尔巴乔夫不配合，他们向他汇报国内的局势，说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们没参加讨论的新联盟条约，向他汇报了准备实行紧急状态以稳定经济，“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到完全放心了”。戈尔巴乔夫强调这些方案最好通过民主的方式实施，并要求向同志们转达他的意见，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21］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只要确信实行紧急措施会取得初步的良好效果，他就将公开地，且以最积极的方式给予支持”。［22］在这里，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身体欠佳显然是谎言，几天后当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时并没有丝毫的病容，“8 · 19”事件的组织者靠制造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谎言来接管权力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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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22 格拉乔夫描写道：“8月18日下午5时许，舍宁、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博尔金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当即将他拒之门外）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福罗斯时，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派你们来的？’从他的卫队长向他报告有客人从莫斯科来拜访他，到那些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40分钟之内，他已经搞清：包括最高统帅战略通讯在内的所有电话，均悉数关掉。他把家人集合起来，并向他们发出警告：要准备应付事态的任何发展——从‘赫鲁晓夫模式’到更加悲剧性的结局。”［23］这些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关于在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个别州’实行‘总统治理’，换言之就是紧急状态的文件，要么他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并靠边站，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替他把脏活干完。戈尔巴乔夫听了火冒三丈：“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主义分子。你们要毁掉自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可你们要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把这个话给派你们来的委员会捎去吧。”［24］“预谋的这次行动，目的言简意赅：阻止新的联盟条约的签署。”［25］他认为，克留奇科夫从春天开始就在筹划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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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24 “8 · 19”事变的实际意图是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而签署新联盟条约是戈尔巴乔夫经过苦苦努力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协议，此时他跟叶利钦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说戈尔巴乔夫默认之说并不成立，皮霍亚的结论应该更符合实际：“分析现有的资料使人确信，这一阴谋是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意愿的，尽管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可以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图谋的最终成熟起到了‘营养高汤’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合作，但是并没有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当时的重要细节：戈尔巴乔夫的卫队始终忠实于他。8月21日，正是他的卫队威胁说要采用武力，拘留了飞到福罗斯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并且强迫他们必须接通与外界的通信联络。而戈尔巴乔夫却出尔反尔，力求逃避责任，把责任推到了直接执行者身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八月政变的特有因素。”［26］从戈尔巴乔夫自己所描述的对政变者的谈话看，他的反对态度不够坚决。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动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19日下午提交一份要求：立即恢复通讯联系，派一架飞机把他送回莫斯科。他让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帮助起草了一份声明：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中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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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26 8月18日晚7时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等人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都被严格看管起来，实际上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了。晚9时，政变者聚集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开会，至8月19日凌晨3时左右才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舍宁、普戈、博尔金等。“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28］大家推举亚纳耶夫担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席，成员有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一共8人，都是苏联掌握军政大权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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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28 作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统亚纳耶夫说：18日夜9—10点，他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政府大厦三层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巴科拉诺夫、克留奇科夫等人，他们在此坐了快一天了。谈国家严峻的局势，应该采取措施，但通过什么道路克服危机，大家在争论。共同的看法是在基础部门和一些地区宣布紧急状态。亚纳耶夫表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我不宣布在特定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他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已被软禁，被大家要求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说戈尔巴乔夫身体不好。他是被迫签署命令、声明和呼吁书。［29］苏联末任克格勃主席、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巴卡京在回忆录中证实了亚纳耶夫的说法：8月19日早晨他看到的亚纳耶夫神经极端紧张，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吸烟，他对巴卡京说：“半夜四点钟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把我送到了这里，花了两个钟头说服我，我同意了，所有文件我都签了字。戈尔巴乔夫完全意志消沉了，什么也不明白，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头天晚上他们在他那里。所以需要我来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这是正确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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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30 8月19日上午11点左右，苏共中央书记处在舍宁的主持下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对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议表示追认，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了密码电报，要求尽一切可能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但具体应该做什么，事变的发动者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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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32 据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回忆，8月20日早晨8点，他去克里姆林宫上班，没有遭到任何阻拦。半小时后，他去找亚纳耶夫，“你怎么了，神志清醒吗？”亚纳耶夫不知所措，说：“如果我像4月份那样拒绝的话，那……”他用食指颇富感情地拍前额，“现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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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34 “去电视台发表讲话，拒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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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36 “热尼亚，请你相信，一切都安排好了。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一回来，我们就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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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38 “有点儿不可信。必须立即撤走莫斯科大街上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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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40 给人的印象是（实际上也是如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为代总统，也就是国家第一号人物的亚纳耶夫，远非阴谋的“首席小提琴手”，他真诚地希望所发生的一切原来是一场噩梦。也许他当时喝酒正是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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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42 政变的实际筹划者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克格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由30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组成，第一总管理局是情报局，主要向苏共中央国际部提供情报；第二总管理局实际上是反间谍局；第三总管理局负责军队中的反间谍工作；第四总管理局负责安全问题，并提供反间谍工作所需的交通工具；第六总管理局负责经济安全问题。还有保卫宪法制度管理局。第七管理总局负责户外监视，‘阿尔法’特别分队也属于这个局。第九局是保卫局，执行保卫国家最高官员的任务，还保卫苏共和国家机关的重要设施。边防军管理总局负责保卫苏联的陆海疆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通讯管理局负责国家领导进行专门的密码通讯的工作。业务管理局集中了苏联一流的专家。克格勃有大约48万名工作人员。克格勃实际上长期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条件下行使其职权。8月事件后成立的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在实际上没有能于某种程度上控制其活动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长期工作导致它实质上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可以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检查，而且以最有效地保证国家安全为借口，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既然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制定出规范性的法令，没能保证对苏联克格勃进行监督，所以它也就没有履行宪法赋予它的责任。苏联检察机关也没能对安全机构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检察。结果安全委员会成为一种有其自己特殊利益的独立政治力量，客观上变成凌驾于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机关之上、不受其管辖的、超国家的设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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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44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没有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但被认为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思想家。卢基扬诺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学和多年好友，不仅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联系密切，而且对戈尔巴乔夫有很大影响，是他让戈尔巴乔夫疏远改革派而转向保守派。8月19日早6时，卢基扬诺夫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声明，他批评条约草案，强调不能签署这样的文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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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46 “8 · 19”事变的发动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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