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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298 20日，紧急状态委员会会除了继续宣传其声明等文件外，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这天允许出版的报刊除了刊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和命令外，还刊登了卢基扬诺夫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声明，但落款日期是8月16日［41］。卢基扬诺夫的声明称：“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做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42］这一声明在政治和法律上支持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卢基扬诺夫与紧急状态委员会保持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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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00 叶利钦在莫斯科进行了有效的抵抗。8月20日早白宫周围聚集了不下5万人，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之。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点无疑会造成大量伤亡，没有人想那么做。格拉乔夫一直与叶利钦保持联系，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声明不用武力反对人民。巴卡京在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 · 斯托利亚罗夫的要求下，与国防部长亚佐夫进行联系，劝说军队不要冲击议会大厦，并得到了亚佐夫的保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会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政府总理西拉耶夫联名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并要求：在收到信的24小时内会见戈尔巴乔夫；在三天内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参加的医疗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公布于众；取消对俄罗斯所有舆论工具活动的限制；在俄罗斯联邦8月21日召开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期间停止在俄联邦境内实行紧急状态；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确保俄罗斯总统不受阻碍地行使职权；停止对俄罗斯领导的威胁，确保他们不受侵犯和自由出入；解散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撤销其所有命令和决定。卢基扬诺夫与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西拉耶夫会见，当得知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放弃抵抗后表示，争取说服政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军队撤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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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02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合法，苏共中央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共和国和区委、州委发布指示：采取措施让党员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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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04 政变者还过高估计了中央对共和国的权力，只有中亚的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承认。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事实上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则坚决反对。8月20日，各加盟共和国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变化。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没有苏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参加下制定出公开违法的文件”。他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见，建议立即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政治形势，在10天内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乌兹别克宣布没有必要在其境内实行紧急状态。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发布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摩尔多瓦总理穆拉夫斯基发布命令，禁止在该共和国发行《劳动报》、《工人论坛报》、《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莫斯科真理报》。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发表呼吁书，要求西方国家支持苏联的民主、多党制以及人民选出的议会和总统。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则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立陶宛人“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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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06 西方国家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坚决抑制。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反对通过政变手段搞掉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并要求他们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宣布暂停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加拿大宣布冻结西方三国财长会议上达成的2亿美元的对苏援助；日本宣布冻结对苏联的援助计划；世界银行宣布取消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而设立的3000万美元基金的建议；欧共体12国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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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08 20日中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攻占白宫，拘捕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没有人执行这个决定，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执行这个决定，接到命令的格拉乔夫没有向部队下达命令，而是告诉了俄罗斯领导人，并表示即使接到了进攻白宫的命令，他也不会动手；负责攻占白宫准备工作的是卡尔普欣领导的阿尔法小组，他们很清楚，可以攻占白宫，但以后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不执行这个命令。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都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进攻白宫的命令，当时只是命令做准备。亚纳耶夫也反对使用武力，担心造成人员伤亡。据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记者记述8月20日的情景：“大街上的路人依然行色匆匆，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莫斯科河边有不少人在悠闲地垂钓。‘白宫’前面则是另一番情景。广场上聚集着近万人，人们身份不同，观点各异，正自发地围成一个个小堆，互相争论着，交换着看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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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10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紧张，叶利钦的卫士们害怕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对白宫的进攻，在20日深夜听到枪声后，想把叶利钦带到离白宫只有200米的美国大使馆，但被叶利钦拒绝了。［45］21日凌晨2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一队装甲车冲进加里宁大街立交桥下的通道时，3名阻止装甲车前进的年轻人死亡。这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平民的死亡使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者动摇。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政变者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克留奇科夫说：“早在8月18日晚上我们就商定，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一旦发生这样的危险，那我们就停止行动，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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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12 8月21日上午8时，在国防部部务会议上，空军司令沙波什尼拉夫提出撤出莫斯科的军队，得到亚佐夫和其他与会者的赞成。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军队撤回驻地，取消晚上的宵禁，请求议会审查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否合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分崩离析，在21日早8时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不少成员不到场，巴克拉诺夫宣布退出，亚佐夫也没参加。他们决定去见亚佐夫，决定不再冒险，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到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11时，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告诉大家，他已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通了电话，说服对方取消了对“白宫”的包围，并同意一起去克里米亚接戈尔巴乔夫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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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14 下午4时，苏联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发布通告，说在首都莫斯科“实行宵禁是不合适的”。决定从8月21日起解除首都的宵禁。塔斯社还发表通告：前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关于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社会政治出版物出版的规定予以撤销。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去福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前往。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见面，只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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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16 与此同时，叶利钦也立即派人去福罗斯，派去的人有总理西拉耶夫、内务部长杜纳耶夫、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也随同前往，还有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及几名带武器的军官，几名俄罗斯人民代表、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佩斯西克、记者等。戈尔巴乔地接见了他们，当晚8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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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18 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取消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决定；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职务；要求苏联总检察机关追究政变参加者的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与联盟建立共同的专门委员会进行侦讯。［47］叶利钦显然在扮演苏联总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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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20 事变的发动者受到了惩处。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中，内务部长普戈于22日开枪自杀（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其余7名成员被捕。此外被捕者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舍宁、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普列汉诺夫等7人。8月24日，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他在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遗书中写道：政变发生时他正在索契休假，没有人让他回来，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回来，他知道这种做法不可能成功，“问题在于从1990年开始，我就确信，今天仍然确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消亡。她很快就要解体了。我在寻找大声说出这一切的办法。我要盘算，我参加‘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及最后与此相联系的被审查，会给我机会大声说出这一切。也许这种解释不令人信服和天真，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的行为里没有自私的动机”。［48］他在遗书中还说：“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49］8月26日，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 · 克鲁奇纳自杀。但是，俄罗斯人还是很有理智的，处理“8 · 19”事变并没有变成大规模的迫害，虽然政变者被捕了，曾以“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没有判刑。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混乱，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争斗、民众对休克疗法的不满、叶利钦炮轰白宫等等，影响着人们对“8 · 19”事变发动者的态度。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大赦法，因“8 · 19”事变而被审判者被大赦，［50］他们又在新的制度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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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22 “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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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24 关于“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政变者组织不好自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匆忙上阵，他们也没把此事当成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俄罗斯民选总统的政变，“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的武力行为”。［5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它的工作仅仅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没有采取什么切实的行动，正如叶利钦说：“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者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玷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52］此外，事变的发动者威望不高，没有真正的领袖人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53］沙赫纳扎罗夫认为，“假如这个班子为首的是个遇事果断、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就得手了……”［54］从一般事件发展的本来逻辑分析，以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变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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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26 首先，经过几年的改革，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许多当事人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阴谋，没有人想用武力解决问题（事变的发动者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看到流血，孩子们爬到坦克上玩耍，市民与官兵聊天。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问题不能靠强硬手段解决，人们不愿为信仰而战，意识形态的交锋已不能转为社会对抗。正如普里马科夫认为，“之所以能成功地挫败这场阴谋，是因为国家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功勋首先属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居民，叶利钦个人的勇敢也起了很大作用，幸运的是，叛乱的领导者是极其平庸的”。［55］巴卡京认为：“叛乱的组织者们在主要的一点上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近几年来国内各族人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把甘于受人支配的奴性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了出去。他们没有考虑到，最高层的政变已经不会像1964年那样遇到死一般的沉默。叛乱分子成了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对国内发生的变化不能作出正确评价的牺牲品。聚集在‘白宫’周围、阻止新专政到来的普通老百姓制止了他们。拒绝执行非法‘新政权’命令的军人制止了他们。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制止了他们，在危急关头，这些领袖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决心和善于捍卫人民按照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并且能够坚持这种权力。”［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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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28 其次，当时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战后初期或者20世纪60年代，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不可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应而自行其是，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苏联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国际社会对苏联有着无形的压力。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完全持否定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时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向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压力。由于政变不具有合法性，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很难成功。政变的发动者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事前派代表争取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但他们仍希望在取得成功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认可，没有贸然采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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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30 再次，政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反抗。政变的发动者以为要拯救国家、要克服危机，会得到民众的拥护，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号召力比他们更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合法选出的总统叶利钦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不想屈服于强硬派的武力威胁。叶利钦在反对政变者的问题上也表现了果断与坚决，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叶利钦组织的反对阴谋者的战斗起了巨大的作用。他采取了勇敢的立场，行动果断，挑起了全副重担。在那种非常的条件下，这是正确的。当我回到莫斯科时，我认可了他在反叛期间发布的法令。”［57］民众把紧急状态委员会看成是过去制度的象征，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民众大多追随叶利钦。另外，军队发生了分化，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并不能让军队和克格勃完全听命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沙波什尼科夫拒绝参与政变，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保证军队不进入列宁格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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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32 最后，政变的准备工作不够，仓促行事。政变发动者既没有与各共和国协调立场，争取支持，也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让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缺少有威信的领袖人物，亚纳耶夫当副总统时就受到了许多苏维埃代表的反对；帕夫洛夫接替雷日科夫当总理后，也没有表现得更好，他的反危机纲领遭到许多共和国的反对，其经济政策也没有让民众受惠；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在其所领导的军队和克格勃中也没有很强的威信，许多下属并不听命于他们，而是倾向叶利钦，巴克拉诺夫、普戈、舍宁等从地方调入中央不久，也缺少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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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34 “8 · 19”事变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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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36 “8 · 19”事变是一场计划不周的闹剧，反映了苏共内部由潜在的意见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发动事变的强硬派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对于苏联的衰落和失去东欧不满，但他们想用强力手段达到目的，显然难以成功。事变的发动者本意是想挽救摇摇欲坠的联盟，其结果却适得其反。“8 · 19”事变是苏联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事变中断了改革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8 · 19”事变把苏联解体的进程从潜在的变成了公开的，它使党、克格勃、军队威信扫地，联盟机构瓦解，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陷于瘫痪，部长会议全体人员辞职，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拥有的政权的力量。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8 · 19”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的形势已无法逆转。这一事变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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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38 一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在反对“8 · 19”事变的过程中，叶利钦实际上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成了“光杆司令”，他已经没有实权。叶利钦是“8 · 19”事变的最大得益者，他被拥戴为英雄。叶利钦所领导的激进民主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反政变，篡夺了联盟总统和其他中央机构的权力，正如加特霍夫所说：“叶利钦拆卸了整个现有宪法结构。叶利钦的许多行动就宪法方面而言，比起那些政变发动者的行动来，更加不合法。而正是叶利钦发动的反政变，比那场笨拙的政变本身走得更远，它断送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种种努力，那就是想使处于改革之下受控制而发生变化的现状重新稳定，并使一个更新后的联盟合法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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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40 在8月22日凌晨2时，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他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一个国家。当天在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此事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并沿着激进改革之路快速前进，昨天我与9个共和国的领导进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并决定在最近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我已经跟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谈了下一步行动的计划，最近将确定签署联盟条约的新日期，然后讨论新的联盟宪法，新的选举法，选举议员和总统。应该确定完成这一工作的期限，不要拖延，因为延长过渡期，大家已经看到了，对于民主改革是危险的”。［59］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叶利钦并不想继续与戈尔巴乔夫分享政权，也不想和他一道建立所谓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戈尔巴乔夫以为他还是苏联的全权总统，当天未与叶利钦协商就任命了第一批干部：原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舍巴尔申为克格勃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留任外交部长，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为代总理。得知这一消息的叶利钦于8月23日上午气冲冲地来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收回成命，并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已有过惨痛的教训，8月事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此提醒您注意，任何干部任免，都要征得我的同意。”［60］经过与叶利钦协商，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国防部长，巴卡京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潘金为外交部长，他们都是与叶利钦一道积极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斗争的人。叶利钦还不顾戈尔巴乔夫已经返回莫斯科重新掌握权力的现实，继续抢夺联盟的权力。8月21日他发布命令把全盟电视中心（奥斯坦基诺）转给俄罗斯联邦，把全联盟第二大电视频道转给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以组建全俄罗斯电视网。8月22日他再次发布命令把所有在俄罗斯疆域内的联盟的所有企业和机构，除依据俄罗斯法律转给联盟机关外，全部转给俄罗斯联邦。他还命令俄联邦政府肢解塔斯社，把《消息报》社和位于俄联邦境内的出版机构、印刷厂以及苏共所有的为之服务的企业等都转归俄联邦的新闻与出版部。［61］此后，叶利钦还不断发布命令把他认为应该拿到的联盟资源转到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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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42 叶利钦还搬到了克里姆林宫办公，他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划分克里姆林宫的协议：苏联总统连同其机构使用1号楼，叶利钦及其机构使用14号楼。叶利钦的安全局长感叹到：“当时苏联尚未解体，把俄罗斯的政权机构从全苏联相应的机构划分出来是一件麻烦事，而且极不自然。两个总统同时坐镇克里姆林宫也显得很不正常。我当时就很清楚，叶利钦绝对不会容忍两个政权并存。后来，这种局面很快就以戈尔巴乔夫的垮台而告终。”［62］8月23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在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会晤，这一会晤被现场直播，这实际上是叶利钦等人向他示威。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入口时，听到的不是欢迎声，而是要他辞职的喊声。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批准他在“8 · 19”事件期间签署的所有法令，他还打断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要求审议他签署的停止俄共活动的法令，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就像猫戏老鼠一样在戏弄他，他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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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44 二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党、克格勃和军队一直被认为是苏联政权的三大支柱，“8 · 19”事件严重损害了这些机构的威信，也使这些机构走向了解体，随着它们的解体，联盟国家也失去了维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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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8346 “8 · 19”事件动摇了克格勃的地位。虽然克格勃广大官兵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并没有积极配合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由于克格勃最高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积极参加和筹划了“8 · 19”事变，8月22日，群众在红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傍晚这些人又来到苏共中央的所在地老广场和克格勃的所在地卢比扬卡广场，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激进派借机要求对克格勃进行大改组、大清洗，宣布成立“调查国家安全机构活动委员会”，调查克格勃的活动并对其未来提出建议，1991年10月22日，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在国务会议上研究改组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根据讨论的结果，国务会议作出第八号决议：撤销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并在其基础上成立3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机构：苏联中央情报局、共和国间安全机构、保卫苏联国家边界委员会和边防军联合指挥部。［63］不久，戈尔巴乔夫任命普里马科夫、巴卡京和卡利尼琴科为这三个新机构的领导人。新机构无论从其职能、作用和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来说，都与原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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