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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苏联平均每6—7个工人中就有一个管理人员。在旧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这次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因此，人数如此众多的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将被剥夺，他们就接受不了；于是就紧紧抓住过去的东西不放，对改革和新思维持消极态度。这些干部的信条是：“宁可安安稳稳坐办公室挣150卢布，也不愿为500卢布累断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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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这些干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原因，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干部的特点。在旧体制的长期培养下，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惰性的干部。这些人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履行公事，用行政命令领导经济。他们害怕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要改变工作方法，对这些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再从管理素质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思维方法的领导干部只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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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阻力来自一部分企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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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把企业领导人视为最支持改革的一个阶层。当时企业领导人要求扩权，反对上级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但一旦进行根本性改革，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大大扩大企业权限，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变得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大，责任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另外，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有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要自负盈亏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这些企业领导人更害怕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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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25日，苏联《真理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摘登了来自各阶层人士给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不少信中揭露了基层企业领导人抵制改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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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等待，观望，有时用时髦的口号掩护自己，改革在企业处于空转状态，结果使企业失去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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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中央有关改革决议的态度是：“他们说得容易，他在那里说，我得在这里和工人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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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基层企业的民主选举，借口目前只是搞试验而显得毫无热情，搞选举也是往往流于形式，有时变成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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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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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阻力来自一部分劳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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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报刊摘登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人民没有把党所开始进行的改革当成自己的切身事业，没有为实施改革承担责任。许多人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气氛。”［8］《旗帜》杂志主编Г．巴格拉诺夫指出：人民是赞成改革的，然而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在苏联产生上述情况，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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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整个社会。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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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苏联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分配，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的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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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因为苏联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赶不上发达的西方国家，但可以说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因此，人们不太想为多挣几个卢布而紧张地劳动，加上多挣了钱，也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商品。这样，也造成一些人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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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由于人们还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的实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大大影响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虽然一再强调要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但进展缓慢。特别是食品供应仍令人失望，日用品供应也有很多短缺。总之，由于不少人对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尚缺乏思想准备和充分的认识，因此，对改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根据当时戈尔巴乔夫谈及人民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各种材料，有人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8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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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并“热情地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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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但不主张“转得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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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态度是“赞成改革，愿意参加改革”，但是“从纯消费的观点看待改革”．“用眼前的好处衡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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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态度是赞成改革，但“不知如何以新的方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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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态度是，“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些人，即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者建筑工地。简而言之，是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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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种态度是公开反对改革，并真心认为彻底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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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种态度是“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改革”，“知道后果如何”，但却“不接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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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种态度是“等待和观望”，甚至不相信改革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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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一部分群众对改革的消极态度，对改革是十分不利的。但要改变这种情况也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需要有个过程；另外改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政策，使劳动者在消费方面有新的追求和刺激，不断地缩减社会消费基金，扩大付费范围等，这是更为复杂和要担风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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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来自“左”的、僵化的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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