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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地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的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的达30%—40%。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二是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改革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使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三是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的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另外，又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党的干部受到冲击，面临失业威胁，更对自己的前途增加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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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1988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抓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又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出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否定过头、人们思想混乱、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最后导致苏共垮台，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又估计不足。这些情况，对苏联解体都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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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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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明显的妥协策略。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还善于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即善于不断变化。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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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妥协策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如1987年通过的企业法规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为此，企业要实行自治，企业领导人要选举产生，但因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久就取消了自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又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在改革方法上体现出来。按苏联原来的计划，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若干方案，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这次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70多年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改革零售价格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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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就拿《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以是否存在私有制为例，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在所有制法中用了含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的异议，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不得不明确地使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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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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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上述失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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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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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发生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说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叛变行为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这里只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求得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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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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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换言之，当这些国家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情况，发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除了产生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那就只好抛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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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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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联面临的是严重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局势。戈尔巴乔夫力图通过改革来重建苏联，改变局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又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却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失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失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从而在苏联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力量，最后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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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阻碍机制问题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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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作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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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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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的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12］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为我们提供的深刻教训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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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剧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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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执政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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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对东欧的政策。这些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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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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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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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政策。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他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了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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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2002年1月25—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笔者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可考虑的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他接着说，从客观情况来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状况。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在他们国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是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的过程中选择了符合他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有人提出，当时戈尔巴乔夫应“拯救”东欧各国，他回答说：“拯救”它只有一个办法了——开坦克进去（就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还有就是这样做会带来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发生全欧战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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