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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后，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是不是苏联外交的惨败。这是时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发言时，有位代表向他发问的一个问题。外长回答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决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14］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法林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发言时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原则的情况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同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了103次会晤，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举行了147次会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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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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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采取简单的完全的否定。例如，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解决人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根本要害问题是践踏了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个螺丝钉。这样，使广大劳动者疏远政权、公有制与管理，使人的精神与肉体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导致思想的单一化和停滞不前，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产生异化，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结果是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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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其本人的研究，由于十分复杂，有些问题不能说已弄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深化研究也是有益的。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1年3月2日向戈尔巴乔夫祝贺70寿辰的信中说的：“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与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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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把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无论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来说，说成“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说戈尔巴乔夫“一次再次宣誓忠于社会主义，以此为烟幕，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16］这些结论，并不符合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过程中的行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戈尔巴乔夫到他执政最后一刻，还在为维护联盟作努力。1989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从未表明过有实行多党制的意向，后来，与叶利钦斗争过程中不断妥协，到1990年3月才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这怎么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背叛行为呢？的确应该理性地来研究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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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讨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应该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进行，不要把不同意见和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的人，说成是“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开脱和辩护”。［17］这种扣政治大帽子的做法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也达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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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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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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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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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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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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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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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新时代》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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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苏）《共产党人》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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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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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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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里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剧变根本原因的基本观点，是作者从198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看法，详见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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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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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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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苏）《真理报》199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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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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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俄）尼 · 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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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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