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89030
1702989031
（四）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
1702989032
1702989033
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如何能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可是，苏联1988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政治体制改革过激产生的主要问题有：
1702989034
1702989035
第一，推行“民主化”无度，“公开性”无边，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弛，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往往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改革失去了稳定的环境，难以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有机结合。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改革。
1702989036
1702989037
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的过程中，由于行动过快，缺乏周密安排，形成了权力真空。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方针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51个部，后减为28个部。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大大削弱了，政府十分软弱。最后使经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1702989038
1702989039
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地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的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的达30%—40%。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二是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改革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使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三是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的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另外，又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党的干部受到冲击，面临失业威胁，更对自己的前途增加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1702989040
1702989041
第四，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1988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抓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又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出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否定过头、人们思想混乱、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最后导致苏共垮台，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又估计不足。这些情况，对苏联解体都起了作用。
1702989042
1702989043
（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1702989044
1702989045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明显的妥协策略。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还善于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即善于不断变化。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1702989046
1702989047
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妥协策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如1987年通过的企业法规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为此，企业要实行自治，企业领导人要选举产生，但因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久就取消了自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又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在改革方法上体现出来。按苏联原来的计划，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若干方案，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这次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70多年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改革零售价格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1702989048
1702989049
第二，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就拿《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以是否存在私有制为例，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在所有制法中用了含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的异议，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不得不明确地使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1702989050
1702989051
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1702989052
1702989053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上述失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702989054
1702989055
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1702989056
1702989057
有关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发生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说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叛变行为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这里只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求得批评指正。
1702989058
1702989059
（一）先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说起
1702989060
170298906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换言之，当这些国家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情况，发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除了产生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那就只好抛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11］
1702989062
1702989063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1702989064
1702989065
人所共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联面临的是严重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局势。戈尔巴乔夫力图通过改革来重建苏联，改变局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又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却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失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失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从而在苏联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力量，最后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
1702989066
1702989067
关于阻碍机制问题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1702989068
1702989069
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作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
1702989070
1702989071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1702989072
1702989073
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的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12］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为我们提供的深刻教训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1702989074
1702989075
（三）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剧变的关系
1702989076
1702989077
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执政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
1702989078
1702989079
有些学者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对东欧的政策。这些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
上一页 ]
[ :1.702989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