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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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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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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政策。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他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了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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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2002年1月25—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笔者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可考虑的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他接着说，从客观情况来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状况。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在他们国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是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的过程中选择了符合他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有人提出，当时戈尔巴乔夫应“拯救”东欧各国，他回答说：“拯救”它只有一个办法了——开坦克进去（就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还有就是这样做会带来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发生全欧战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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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后，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是不是苏联外交的惨败。这是时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发言时，有位代表向他发问的一个问题。外长回答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决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14］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法林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发言时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原则的情况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同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了103次会晤，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举行了147次会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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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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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采取简单的完全的否定。例如，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解决人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根本要害问题是践踏了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个螺丝钉。这样，使广大劳动者疏远政权、公有制与管理，使人的精神与肉体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导致思想的单一化和停滞不前，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产生异化，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结果是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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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其本人的研究，由于十分复杂，有些问题不能说已弄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深化研究也是有益的。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1年3月2日向戈尔巴乔夫祝贺70寿辰的信中说的：“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与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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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把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无论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来说，说成“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说戈尔巴乔夫“一次再次宣誓忠于社会主义，以此为烟幕，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16］这些结论，并不符合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过程中的行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戈尔巴乔夫到他执政最后一刻，还在为维护联盟作努力。1989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从未表明过有实行多党制的意向，后来，与叶利钦斗争过程中不断妥协，到1990年3月才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这怎么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背叛行为呢？的确应该理性地来研究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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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讨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应该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进行，不要把不同意见和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的人，说成是“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开脱和辩护”。［17］这种扣政治大帽子的做法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也达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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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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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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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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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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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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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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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新时代》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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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苏）《共产党人》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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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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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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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里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剧变根本原因的基本观点，是作者从198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看法，详见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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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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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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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苏）《真理报》199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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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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