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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81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3]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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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83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匈牙利每年以2000亿福林,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补贴这些企业;保加利亚每年的补贴资金也达5.67亿列弗,相当预算支出的25%)。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4]日夫科夫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联邦德国得到援助和贷款)[5],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实行大量补贴的政策而高举外债,以稳定物价,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6]这才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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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85 中共高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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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87 与日夫科夫等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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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89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应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明确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把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方向。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并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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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91 根据十三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要求,1988年春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改革和经济形势,决定把价格改革提上日程。中央领导人和报刊舆论号召人民“攻坚”、“闯关”。当时,由于绝大多数人还缺少思想准备,这股价格改革之风迅速引发了一场经济风潮。价格改革受挫,中共中央不得不在9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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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93 从稳定经济形势,调整改革步伐来说,上述决定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同时,也增强了一部分主张加强计划调控的领导人的分量。1989年夏季国内的政治风波,更使原来对向市场改革所持的不同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还在政治风波尚未平息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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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95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东欧和苏联的政局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常委的谈话中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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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97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再次向他们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邓强调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还严肃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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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199 鉴于对苏东剧变原因的不同认识,和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争论。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一批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与对策,座谈一开始,就在改革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激烈争论。持“计划取向”观点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采取“市场改革取向”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市场改革取向”的人强调,必须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批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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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01 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针对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邓小平表示赞同。同时向他们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计划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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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03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陪同的朱镕基向邓小平谈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邓小平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他再次重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4]2月18日,在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时,邓小平感叹上海开发晚了,他叮嘱说:要努力干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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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05 在上述背景下,1991年三四月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署名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三篇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还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此后,一些省市的党政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讲话,谈论加大改革力度的问题。这既有邓小平内部谈话的背景,也是客观经济生活的要求,它使人们感到改革必须向前推进,既不能维持现状,更不能向后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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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07 然而,上海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引起强烈批评。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进一步解放思想,防止思想僵滞”的观点作严厉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而是到底改革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问题。文章诘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你不要问姓社姓资,且问你贵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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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09 事实证明,邓小平苦口婆心的耐心等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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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11 邓小平南方谈话拨正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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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13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罢黜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事件。在此之前,邓小平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曾经说过:“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16]这时,他从苏联局势的剧变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议论19日苏联发生的事件。邓小平对他们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7]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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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15 在这敏感时刻,《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署名文章,指出:“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文章强调:“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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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17 12月25日,苏联不复存在。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起程南下,开始他的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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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19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动摇。他极其坚定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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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21 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1]邓小平强调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还要人们懂得,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选择。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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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23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根本原因的人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因而不断同中央领导人谈话。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这样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有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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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25 中共十四大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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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27 [1]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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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9229 [2](保)托尔多 · 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王金柏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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