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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3］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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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匈牙利每年以2000亿福林，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补贴这些企业；保加利亚每年的补贴资金也达5.67亿列弗，相当预算支出的25%）。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4］日夫科夫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联邦德国得到援助和贷款）［5］，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实行大量补贴的政策而高举外债，以稳定物价，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6］这才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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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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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夫科夫等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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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应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明确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把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方向。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并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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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三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要求，1988年春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改革和经济形势，决定把价格改革提上日程。中央领导人和报刊舆论号召人民“攻坚”、“闯关”。当时，由于绝大多数人还缺少思想准备，这股价格改革之风迅速引发了一场经济风潮。价格改革受挫，中共中央不得不在9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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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稳定经济形势，调整改革步伐来说，上述决定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同时，也增强了一部分主张加强计划调控的领导人的分量。1989年夏季国内的政治风波，更使原来对向市场改革所持的不同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还在政治风波尚未平息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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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东欧和苏联的政局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常委的谈话中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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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再次向他们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邓强调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还严肃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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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苏东剧变原因的不同认识，和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争论。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一批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与对策，座谈一开始，就在改革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激烈争论。持“计划取向”观点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采取“市场改革取向”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市场改革取向”的人强调，必须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批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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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针对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邓小平表示赞同。同时向他们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计划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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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陪同的朱镕基向邓小平谈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邓小平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他再次重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4］2月18日，在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时，邓小平感叹上海开发晚了，他叮嘱说：要努力干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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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背景下，1991年三四月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署名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三篇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还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此后，一些省市的党政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讲话，谈论加大改革力度的问题。这既有邓小平内部谈话的背景，也是客观经济生活的要求，它使人们感到改革必须向前推进，既不能维持现状，更不能向后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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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海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引起强烈批评。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进一步解放思想，防止思想僵滞”的观点作严厉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而是到底改革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问题。文章诘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你不要问姓社姓资，且问你贵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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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邓小平苦口婆心的耐心等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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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拨正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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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罢黜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事件。在此之前，邓小平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曾经说过：“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16］这时，他从苏联局势的剧变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议论19日苏联发生的事件。邓小平对他们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7］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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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敏感时刻，《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署名文章，指出：“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文章强调：“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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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苏联不复存在。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起程南下，开始他的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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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动摇。他极其坚定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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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1］邓小平强调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还要人们懂得，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选择。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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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根本原因的人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因而不断同中央领导人谈话。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这样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有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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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四大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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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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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托尔多 · 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王金柏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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