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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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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第六编 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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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7．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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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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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91年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各种提法，如演变、解体、制度倾覆、联盟消亡等。这里笔者用“剧变”一词。所以用这个词，主要考虑到苏联变化的巨大、突然、内容广泛、深刻和对世界格局影响的重大。苏联剧变所包含的内容有：（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轨；（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至于具体目标模式，对于俄罗斯来说也绝不是一次剧变就能最终确定的，至今，俄罗斯体制转型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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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以美苏两极的旧世界格局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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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问题，很多人已作了不少论述，但是，至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从而得出的经验教训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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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有关论著中，分析剧变原因的侧重点亦各不相同，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强调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强调民族问题，有的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有的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加以分析，有的则强调体制或制度因素的作用，亦有人把苏联的剧变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失误的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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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以上各种因素，对苏联的剧变都起了作用。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1］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地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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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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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来讲，苏联的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笔者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2］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3］我们党的十六届第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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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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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一是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二是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三是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四是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五是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六是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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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第二，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在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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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执政的30年，从政治上讲，斯大林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再拿经济来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饿死的人数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为苏联高级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伯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推行以强迫的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在后来的长达20年里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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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4］所以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5］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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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从上面对有关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方面不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因此，这一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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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个质疑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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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我们党应该遵循这一教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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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人撰文质问笔者，为何把“苏联解体的罪过往已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第一，笔者从来没有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反映这模式的体制。笔者一直强调要从制度、体制层面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第二，斯大林逝世已达几十年，为何还要归罪于斯大林。这里，前面已说过，不是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他建立的制度与体制。这是因为，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历次改革，但按斯大林观点建立的苏联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只要对苏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考察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必须从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寻找，否则不可能说清楚问题，抓住问题的实质。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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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人质问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发生类似苏联剧变的悲剧呢？”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一是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指出：“如果现在不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他还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0］“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1］二是改革体制过程中，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排除“左”的与右的两方面的干扰，主要是“左”的干扰，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设想，不搞改革，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继续按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一套走下去，那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坦率地讲，有人提出的上述问题，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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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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