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89380
正如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指出的，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
1702989381
1702989382
何谓“三垄断”？
1702989383
1702989384
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下面我们通过苏联的情况对此作一些分析。
1702989385
1702989386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1702989387
1702989388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苏共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期间发生的一些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
1702989389
1702989390
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才初步揭开了帷幕的一角，以后又陆续暴露了一些真相：
1702989391
1702989392
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列宁一起领导革命并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他领导人还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该领导集团中的一人。但当他一旦掌权并坐稳了江山以后，就以种种借口，逐一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些革命元勋。托洛茨基虽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也没放过他，1940年还是派特务暗杀了他。还在“托派”的罪名下，苏联国内外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均被无辜杀害和残酷迫害。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也被诬陷为“托派”在苏联被整死。
1702989393
1702989394
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举总书记时，斯大林有300多张反对票，而基洛夫却只有3张反对票。卡冈诺维奇向斯大林汇报了投票的结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3张反对票，其余的反对票就地销毁，并向全党全国隐瞒了真实情况。为此，斯大林对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怀恨在心，在之后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枪杀。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全体人数的66%，其中大清洗运动开始前的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1人。另外，航空国际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 · 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有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2000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同时，大清洗还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身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
1702989395
1702989396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并频繁地大规模更换干部，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1702989397
1702989398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其领袖地位也渐趋稳固，勃列日涅夫便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只有极少数人专断独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几个人作出决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被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1702989399
1702989400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
1702989401
1702989402
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不受任何监督、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
1702989403
1702989404
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1702989405
1702989406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成是合理合法的。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斯大林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周围的人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1702989407
1702989408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于是，“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这说明，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在内的领导人，对这种制度的缺陷是认识的，但他们无法也无意加以改变。
1702989409
1702989410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1702989411
1702989412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1702989413
1702989414
这种垄断必须和前面说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而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1702989415
1702989416
应当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和苏联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还多少能保持一些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特权现象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女儿阿利卢耶娃说：“父亲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件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领大衣，革命后就穿着它，再加上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 · 阿利卢耶娃去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不坐汽车上学，甚至还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1932年她自杀去世后，女儿回忆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
1702989417
1702989418
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整个制度。因为斯大林掌握着对他的下级干部的升降、任免、赏罚以至生杀之大权，因此许多人就千方百计巴结他、讨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种好处。渐渐地斯大林就习以为常，认为理应如此了。
1702989419
1702989420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多到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开”，反正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等于是他的，所以负责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犹如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1702989421
1702989422
这里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此外，还会经常得到“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经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二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1702989423
1702989424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 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成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 · 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已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1702989425
1702989426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一些掌权者把国有资财变成了自己的家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
1702989427
1702989428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队伍更加壮大。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做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 · 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1702989429
[
上一页 ]
[ :1.702989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