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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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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垄断必须和前面说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而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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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和苏联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还多少能保持一些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特权现象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女儿阿利卢耶娃说:“父亲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件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领大衣,革命后就穿着它,再加上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 · 阿利卢耶娃去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不坐汽车上学,甚至还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1932年她自杀去世后,女儿回忆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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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整个制度。因为斯大林掌握着对他的下级干部的升降、任免、赏罚以至生杀之大权,因此许多人就千方百计巴结他、讨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种好处。渐渐地斯大林就习以为常,认为理应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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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多到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开”,反正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等于是他的,所以负责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犹如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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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此外,还会经常得到“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经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二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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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 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成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 · 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已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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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一些掌权者把国有资财变成了自己的家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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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队伍更加壮大。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做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 · 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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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蜕变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权力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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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权力异化”,概括地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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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在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者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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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特权,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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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更加严重,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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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70年代,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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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苏联的权贵阶层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加速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从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对此,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曾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反对苏共特权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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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造成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他们利用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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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理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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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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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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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极端专横、粗暴,导致受迫害者以千万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以后还能察觉到。但是当时斯大林被奉为神,他的一言一行对苏共、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神圣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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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当权后也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让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依当上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总编辑,并掌握了苏联的新闻局,以求严格控制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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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的手段,搞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宝座以后,也继续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工做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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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真诚坦白。但就是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所谓“领袖的文件”,却要全国官员和人民当作真理,当作教条一样顶礼膜拜,不许有半点怀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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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苏共也是采取垄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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