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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许多观点和做法，完全是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却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批判德波林学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杀”，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进行“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对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自杀”，“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2］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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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给社会主义、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群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群众无可奈何，并且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于是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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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任何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公民或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满足于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上级的欢心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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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垄断真理和对思想的钳制，对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就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这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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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思想僵化，教条盛行。列宁逝世后，苏共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进而又将它变成了“宗教”。以后，则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文集》当成“宗教”教科书。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理论、新见解，“御用”学者们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学者则慑于专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中，尽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在思想理论和社会科学学科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仅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来说，殖民主义崩溃了，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阶级的面貌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可是对于这一切，作为本应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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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禁锢思想，毒化氛围。斯大林逝世后，那种动辄镇压的恶行收敛了一些，但指导思想和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没有丝毫改变，仍然实行文化专制，压制不同意见，毒化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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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在政治上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除了动用充当“思想文化警察”的宣传部不时地打压外，还动用专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区的群众予以监视，鼓励“揭发、检举”，检查私人信件，窃听、监控电话。这样一来，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务、告密者，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惜昧着良心，陷害那些敢讲真话的公共事务代言人，其影响便是社会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随时提防遭人揪到辫子，害怕被监视、告密而噤若寒蝉。同事、朋友间乃至家人之间也不敢讲真话。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一起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颂歌，说空话、套话、废话。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高度一致，实际上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后面，掩盖着即将喷发的火山。邓小平说得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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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扼杀精英，庸才辈出。由于领导者拒绝逆耳之言，听不进不同意见，自然就会对各路精英和有识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压制扼杀。人们看到，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成员，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与他们担当的职务要求很不相称。这样的人之所以能爬到党的领导高层，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或有什么显著业绩，而是由于能够紧跟上司，亦步亦趋，在多次政治风浪中能够巧避锋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领导者之所以喜欢这种平庸之辈，除了听话、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外，还因为免除了强者对自己权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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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苏联的垮台，不正是这样的吗？由于思想僵化，生机磨灭了，社会停滞不前了。而领导者还不愿意承认这一严峻的现实，转变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机，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抵制改革，维持现状。社会上经济停滞，民族矛盾，生态破坏，教育和健康状况恶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等等，在领导者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崩溃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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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问题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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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垄断”使苏共获得了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突然从被压迫者变成了领导者。但是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并没有做好治理国家所必需的思想、组织、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准备。由于文化和政治素养不高，许多党员没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观念；不少干部在政务活动中不断表现出了诸如专横跋扈、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等历代统治者常见的恶习。为此，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运活动家卢森堡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它们中间实际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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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严重情况，列宁也早有察觉。为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列宁曾于1920年9月4日苏共九大召开的前夕，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此建议在苏共九大获得通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违反党纪现象以及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它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同年，列宁又提议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专门负责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它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很快又变成一个有浓厚官僚习气的机构，因而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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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苏共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操纵下，作出了削弱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的决定。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各5人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且仅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央监委委员可以参加“一切”党的会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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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苏共开展了“清党”活动，这本应是一个打击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切腐败行为的活动，但却在斯大林领导下，利用监委去打击不同意见者。许多敢说真话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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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对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撤销了以往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章节，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致使监察机构完全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再也无法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新《党章》还规定，它（中央监委）对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均无权参与和监督，而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列宁所倡导和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正”，致使党内民主气息越来越少，封建家长式作风和官本位现象日益盛行，党内官僚主义极度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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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后，曾为克服斯大林专制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作过一些努力。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决定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但由于赫鲁晓夫逐步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本人来说，仍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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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也曾对党和国家监察机关进行过一些形式上的变革。但由于勃列日涅夫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实际上更热衷于旧的体制，使腐败现象更加大规模地泛滥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共实行的是“老人政治”，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多大的革新，尽管从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各级监察机构共4600人，人民监督员达1000万人），但实际上这些监察机构已形同虚设，只是为某些人就业提供了不错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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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起初，人们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健全法制，强化党的监察体制以遏制腐败。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通过决议强调：“党内不应当存在不受监督和拒绝批评的组织。”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监督不应该有禁区的原则。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大会指出：“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一社会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3月，苏共郑重讨论了恢复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即使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平等，并制定了《中央监察一检查委员会条例》。随后又规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也不能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苏共二十八大还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并详细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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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监察制度，特别在苏联解体前夕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制定的监察制度，似乎又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但监察工作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个党的工作，以及党的一贯主张和政治路线的，特别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孤立存在的。由于苏共长期削弱党的监督体制，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太深的伤害，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苏共迟到的监督体制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缺乏严谨的方法和步骤，致使党的队伍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最终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监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苏联党和国家垮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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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苏联的官僚阶层长期以来已经通过种种不正当甚至不合法的手段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这些人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赞成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因为民主改革就会限制他们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如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借口，顽固地阻止民主改革。于是，他们就彻底丧尽了人心，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很少有群众出来支持苏共。解散苏共并没有遇到任何抵制。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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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列宁把遏制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以为，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和执掌党权的中央委员会长期平起平坐，并监督制约它。但列宁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总书记掌握无限的权力。”正因如此，总书记（以及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下同）可以操纵选举，使选出的代表不代表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而成为总书记的驯服工具，这就是监察委员会逐渐成为总书记的“下级”的原因。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表不同声音的人，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违法违纪，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制约它。人民群众长期积压起来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摧毁整个旧制度，使国家改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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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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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时得到中央党校刘鹏教授提供的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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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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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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