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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70年代，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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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苏联的权贵阶层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加速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从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对此，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曾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反对苏共特权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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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造成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他们利用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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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理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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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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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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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极端专横、粗暴，导致受迫害者以千万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以后还能察觉到。但是当时斯大林被奉为神，他的一言一行对苏共、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神圣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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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当权后也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让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依当上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总编辑，并掌握了苏联的新闻局，以求严格控制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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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的手段，搞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宝座以后，也继续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工做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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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真诚坦白。但就是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所谓“领袖的文件”，却要全国官员和人民当作真理，当作教条一样顶礼膜拜，不许有半点怀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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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苏共也是采取垄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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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许多观点和做法，完全是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却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批判德波林学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杀”，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进行“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对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自杀”，“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2］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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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给社会主义、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群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群众无可奈何，并且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于是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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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任何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公民或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满足于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上级的欢心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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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垄断真理和对思想的钳制，对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就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这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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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思想僵化，教条盛行。列宁逝世后，苏共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进而又将它变成了“宗教”。以后，则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文集》当成“宗教”教科书。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理论、新见解，“御用”学者们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学者则慑于专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中，尽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在思想理论和社会科学学科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仅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来说，殖民主义崩溃了，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阶级的面貌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可是对于这一切，作为本应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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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禁锢思想，毒化氛围。斯大林逝世后，那种动辄镇压的恶行收敛了一些，但指导思想和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没有丝毫改变，仍然实行文化专制，压制不同意见，毒化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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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在政治上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除了动用充当“思想文化警察”的宣传部不时地打压外，还动用专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区的群众予以监视，鼓励“揭发、检举”，检查私人信件，窃听、监控电话。这样一来，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务、告密者，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惜昧着良心，陷害那些敢讲真话的公共事务代言人，其影响便是社会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随时提防遭人揪到辫子，害怕被监视、告密而噤若寒蝉。同事、朋友间乃至家人之间也不敢讲真话。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一起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颂歌，说空话、套话、废话。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高度一致，实际上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后面，掩盖着即将喷发的火山。邓小平说得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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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扼杀精英，庸才辈出。由于领导者拒绝逆耳之言，听不进不同意见，自然就会对各路精英和有识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压制扼杀。人们看到，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成员，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与他们担当的职务要求很不相称。这样的人之所以能爬到党的领导高层，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或有什么显著业绩，而是由于能够紧跟上司，亦步亦趋，在多次政治风浪中能够巧避锋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领导者之所以喜欢这种平庸之辈，除了听话、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外，还因为免除了强者对自己权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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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苏联的垮台，不正是这样的吗？由于思想僵化，生机磨灭了，社会停滞不前了。而领导者还不愿意承认这一严峻的现实，转变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机，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抵制改革，维持现状。社会上经济停滞，民族矛盾，生态破坏，教育和健康状况恶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等等，在领导者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崩溃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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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问题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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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垄断”使苏共获得了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突然从被压迫者变成了领导者。但是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并没有做好治理国家所必需的思想、组织、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准备。由于文化和政治素养不高，许多党员没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观念；不少干部在政务活动中不断表现出了诸如专横跋扈、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等历代统治者常见的恶习。为此，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运活动家卢森堡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它们中间实际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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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严重情况，列宁也早有察觉。为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列宁曾于1920年9月4日苏共九大召开的前夕，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此建议在苏共九大获得通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违反党纪现象以及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它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同年，列宁又提议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专门负责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它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很快又变成一个有浓厚官僚习气的机构，因而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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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苏共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操纵下，作出了削弱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的决定。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各5人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且仅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央监委委员可以参加“一切”党的会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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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苏共开展了“清党”活动，这本应是一个打击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切腐败行为的活动，但却在斯大林领导下，利用监委去打击不同意见者。许多敢说真话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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