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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对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撤销了以往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章节，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致使监察机构完全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再也无法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新《党章》还规定，它（中央监委）对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均无权参与和监督，而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列宁所倡导和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正”，致使党内民主气息越来越少，封建家长式作风和官本位现象日益盛行，党内官僚主义极度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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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后，曾为克服斯大林专制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作过一些努力。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决定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但由于赫鲁晓夫逐步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本人来说，仍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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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也曾对党和国家监察机关进行过一些形式上的变革。但由于勃列日涅夫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实际上更热衷于旧的体制，使腐败现象更加大规模地泛滥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共实行的是“老人政治”，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多大的革新，尽管从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各级监察机构共4600人，人民监督员达1000万人），但实际上这些监察机构已形同虚设，只是为某些人就业提供了不错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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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起初，人们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健全法制，强化党的监察体制以遏制腐败。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通过决议强调：“党内不应当存在不受监督和拒绝批评的组织。”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监督不应该有禁区的原则。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大会指出：“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一社会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3月，苏共郑重讨论了恢复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即使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平等，并制定了《中央监察一检查委员会条例》。随后又规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也不能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苏共二十八大还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并详细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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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监察制度，特别在苏联解体前夕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制定的监察制度，似乎又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但监察工作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个党的工作，以及党的一贯主张和政治路线的，特别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孤立存在的。由于苏共长期削弱党的监督体制，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太深的伤害，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苏共迟到的监督体制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缺乏严谨的方法和步骤，致使党的队伍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最终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监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苏联党和国家垮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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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苏联的官僚阶层长期以来已经通过种种不正当甚至不合法的手段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这些人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赞成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因为民主改革就会限制他们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如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借口，顽固地阻止民主改革。于是，他们就彻底丧尽了人心，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很少有群众出来支持苏共。解散苏共并没有遇到任何抵制。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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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列宁把遏制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以为，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和执掌党权的中央委员会长期平起平坐，并监督制约它。但列宁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总书记掌握无限的权力。”正因如此，总书记（以及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下同）可以操纵选举，使选出的代表不代表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而成为总书记的驯服工具，这就是监察委员会逐渐成为总书记的“下级”的原因。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表不同声音的人，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违法违纪，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制约它。人民群众长期积压起来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摧毁整个旧制度，使国家改变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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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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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时得到中央党校刘鹏教授提供的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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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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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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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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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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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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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9．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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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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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苏联问题的研究又有点热闹起来。出现不同声音本属正常现象，而且不同“学派”之间也不是没有共同语言，但分歧是十分明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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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热”也可以说是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但两国的“热”的背景却不一样。当前，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近年来时隐时现的争论集中起来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如何搞好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不管争论“双方”自觉与否，实际上恐怕谁也没有游离于这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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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论，才能逐步求得靠近真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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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苏联剧变的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但根本上是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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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评价苏联历史问题上的不同见解集中在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的问题上。促使苏联剧变的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总的“合力”。这里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对外政策、民族传统、历史因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斯大林体制（后来演变为苏联体制）的问题。其中有内因与外因，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与非基础性的非决定性的因素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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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研究苏联剧变根源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一般都会谈到上述种种因素，深入探究，就可以看到对根本的、决定的、关键性的因素的看法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个分歧涉及持什么历史观的问题。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特别突出强调的有：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个别领导人的背叛，背离马克思主义等。这些都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吗？当然是，而且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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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特别是美国向来有一些人视苏联为竞争的敌手，不论是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还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层面上都是如此。确实存在着一个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并且在苏东剧变中起着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对此仍然要有高度警惕。这里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能在苏联起作用？根本问题还是苏联民主和民生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民众对此都满意，西方还有空可钻吗？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是否有利于民生不断改善的经济体制和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普通民众都理解的常识。第二，过分地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作用，很容易导致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怀疑和否定，而改革开放正是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战略。为什么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一些人得出对外开放导致“和平演变”的错误结论呢？原因就在这里。有的大部头文稿专门总结苏共亡党教训，什么都点到了，就是没有讲对外开放问题。这样如何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划清界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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