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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论，才能逐步求得靠近真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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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苏联剧变的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但根本上是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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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评价苏联历史问题上的不同见解集中在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的问题上。促使苏联剧变的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总的“合力”。这里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对外政策、民族传统、历史因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斯大林体制（后来演变为苏联体制）的问题。其中有内因与外因，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与非基础性的非决定性的因素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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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研究苏联剧变根源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一般都会谈到上述种种因素，深入探究，就可以看到对根本的、决定的、关键性的因素的看法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个分歧涉及持什么历史观的问题。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特别突出强调的有：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个别领导人的背叛，背离马克思主义等。这些都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吗？当然是，而且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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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特别是美国向来有一些人视苏联为竞争的敌手，不论是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还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层面上都是如此。确实存在着一个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并且在苏东剧变中起着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对此仍然要有高度警惕。这里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能在苏联起作用？根本问题还是苏联民主和民生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民众对此都满意，西方还有空可钻吗？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是否有利于民生不断改善的经济体制和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普通民众都理解的常识。第二，过分地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作用，很容易导致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怀疑和否定，而改革开放正是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战略。为什么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一些人得出对外开放导致“和平演变”的错误结论呢？原因就在这里。有的大部头文稿专门总结苏共亡党教训，什么都点到了，就是没有讲对外开放问题。这样如何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划清界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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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面临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我们要否定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观念，要坚持改革开放，因为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在同国际接轨中，又要防止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国家利益。任务是艰难而复杂的，但是倒退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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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防止丧权亡党就必须使最高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自然也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培养和选择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斯大林的体制没有培养出这种人？说到底还不是一个组织制度和权力体制问题吗？还不是因为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缺乏、甚至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吗？在党员和民众缺乏切实的民主选举权利（委任制到处被滥用）、监督权薄弱、参与权、知情权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在干部严重脱离广大党员和民众，而且越往上越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利益的“接班人”吗？还能有效杜绝那些口是心非、阿谀奉承、跟风赶浪、趋炎附势、心术不正的小人、奸人吗？还能避免出现脱离广大民众凌驾于社会之上、垄断国家经济、垄断真理的官僚特权阶层吗？十分明白，培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就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充分的良好的体制和环境。这里并不否认苏联各个时期都有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好干部。但是，就算20世纪80年代苏联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者呢？这里显然有着十分复杂的体制原因。我们当然不是简单地说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是什么“历史的必然”。就拿戈尔巴乔夫最后的独断专行，个人决定和建议苏共解散来说，难道不也是苏共长期存在的个人集权的必然延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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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丧权亡党中得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很正确的。共产党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其生命就会完结。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怎样丧失马克思主义阵地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制度和体制问题。试想想，在权力高度集中、个人高度集权、少数人垄断真理、个人崇拜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各个学科的学术是非问题也要由个别人、甚至最高领导人来裁定的体制下，在理论阵地到处是棍子、帽子、绳子，任何与传统观点或现任的最高领导人的“指示”稍有不同的提法也会被打成“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还能指望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实践的深入而向前发展吗？在这种政治思想氛围中，唯上唯书保险，深入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危险，而少数善于察言观色、跟风赶浪、“左”右逢源、品德低下的不良“文人”则可以喊着马克思主义口号平步青云。经历过极左祸害的中国人，这种情况见得还少吗？没有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实践、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体制和环境，还能坚持和发展反映社会规律、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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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在唯物史观基本问题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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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在研究苏联剧变的教训中，存在着一种过分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作用的倾向。这里涉及我们理论工作者熟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这些马克思主义的ABC问题。在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一直存在着如何摆正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党的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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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都十分突出。从十月革命后开始就存在着搞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又以满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为出发点，政治建设在总体上说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并以扩大民主为基本方向。列宁领导的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就是这种思路。另一种思路是把政权、政治、思想的“反作用”夸大到总体上成为“决定”作用的地步。尽管苏共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抓的还是经济，在认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则基本上是倒置的，这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唯物史观扭曲成“唯权史观”、“唯政史观”，实际上是唯心史观了。当斯大林宣布“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通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来使国家消亡时，他就违背了唯物史观；而赫鲁晓夫提出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反映的正是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这后一种思路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常常把“政治”任务置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上，甚至脱离经济去强调“政治”；而“政治”又被归结为“权力”；“权力”又被归结为“镇压”的职能。在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政治”于是演化成维护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这便是苏联政治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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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唯意志论”本来就是苏共搞社会主义中一个基本的观念错误，如果对此缺乏了解和认识，就难以全面总结苏共教训。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意识形态领域放任自流，导致全面失控，全线崩溃，教训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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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由此引起的“问题”，的确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但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在其上台3年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之后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政治体制方面。由于改革指导思想和方针的错误导致苏共丧权、苏联瓦解。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致使苏联广大民众对执政党完全丧失信心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此时期经济连年滑坡，物资、特别是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严重影响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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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苏共的教训，很有必要牢牢记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最基本、几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懂的常识：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人（包括共产主义者）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都首先要吃要喝、要住要穿……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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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才能全面地评价苏联历史的事件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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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苏联历史问题的评价中，对几个重要人物（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是对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问题）看法上也存在明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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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的政治文化中，崇拜个别英雄人物的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苏联的历史上，领袖的作用（正面的负面的）确实也很突出，这与上述文化传统观念和缺乏民主的体制关系极大。但这也否定不了唯物史观关于领袖与党、个人与民众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主要“领袖集团”的问题，把一部苏联史描绘成“两尊神”几个“鬼”决定了历史命运是极不恰当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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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工业化为苏联崛起为世界工业强国奠定基础。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则不仅对苏联、也是对全人类的历史的重大贡献。但两大错误即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则是不能轻描淡写的。这不是为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教训，甚至可以说是总结人类文明建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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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农业集体化极大地破坏了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当然负主要责任。有人引用联共（布）十五大的决议和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说明全盘农业集体化是“苏共领导集体决定的”[此时不称“苏共”，称联共（布）]；引用莫洛托夫后来的谈话说明肃反运动中党的决定“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显然，作者对这段历史有些事实太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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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联共（布）的十五大决议提出“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十五大后来被称为“集体化代表大会”，实际上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着重讲的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很少提及集体农庄，此后斯大林还多次承认小农经济仍然存在发展的潜力。并且集体化采取什么形式，是一个重大问题。是通过合作社这种形式逐步地、自愿地从供销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呢，还是采取急速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即集体农庄运动，这是有重要差别的。1928年1月，斯大林西伯利亚之行把建立集体农庄提到首位，并且提出要让集体农庄布满全国各地。［2］然后把个人做出的这一重要方针的改动用电报的方式通知中央。1929年12月，斯大林又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而此前党的政策是“限制富农”。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人都明白，由“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意味着什么？这算不算“方针性指令”？但是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变的提出，不是党代会，也不是中央全会，而是总书记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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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急风暴雨式的、违背自愿原则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背离了马恩、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农牧业长期陷于停滞和危机之中。苏联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谷物年均产量均低于1927年。1953年，粮食和肉类的人均占有量均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对于全盘农业集体化，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必须承认历史事实。有些专门谈论苏联问题的文章不承认这种事实。其实，斯大林本人当时对此就有过反思。他在十七大的总结报告报告中就公布了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前后的牲畜头数比较。他提供的统计表表明，1933年苏联的马、牛、猪比1929年减少一半左右，羊减少了约2/3。［3］如此严重的情况，还不能视为“严重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吗？有的文章认为这样评价苏全盘农业集体化是“把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截然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文章的逻辑是既然肯定工业化，也就要同时肯定全盘农业集体化。这样评价问题虽然省事，却是简单化了。“两化”当然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碰到的两难的抉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我们可以理解急速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原因，却不能回避其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难道我们不应从总结历史教训中探索一条尽量使农民少受罪、农业少受破坏的道路吗？我们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只有从历史事实出发。半个多世纪以前联共（布）领导人那种结论表面上似乎能自圆其说，实际不能令人信服，原因是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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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是在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基洛夫被刺之后进一步加剧的。大清洗运动（有人叫“肃反运动”，不确。俄国人自己没有用过这种说法）有一个重要法律，即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决议为把反对派定义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依据；把侦察过程缩短为“不能超过十天”；“被告者不能上诉和请求赦免”；“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4］据此法令，在基洛夫被刺后的几天内，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地先后枪决了一批人。如此重要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令是怎么产生的呢？基洛夫被谋杀后的当天，斯大林匆忙奔赴列宁格勒，亲自主持审讯，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写出来的。斯大林的“建议”既没有经过政治局，也没有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而是两天以后用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办了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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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斯大林独自作出的决定算不算方针性的指令呢？有的文章竟通过引用当时上层领导人物的话来证明这次重大清洗运动的“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作者是怎么想的？！其实，作为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上述事实理应知道，当然更应该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斯大林开创了不好的先例：个别领导人用自己的权势，“先斩后奏”，然后由权力机关来“追认”、“补办手续”。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在这种领导人权威极大的情况下，“领导集体”能否否定其指令呢？二是如果这指令已造成严重后果又怎么补救、谁来负责？我们当然不能把“民主程序”完全绝对化，在某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先斩后奏”（如1976年10月中共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无可非议的，广大党员、民众会从社会效果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果成为一种“惯例”和“潜规则”，则祸害无穷，只能视为应该坚决杜绝的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蔑视权力机关权威的个人专权行为。现在人们难以想象，联共（布）召开十八大的通知，竟是斯大林以个人的名义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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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斯大林问题有两点是应该考虑的：一是所谓“重评斯大林”是从俄国国家利益和客观需要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出发？二者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顺理成章地导致中国人的评价不能不有别于俄国某些人。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自然要有捍卫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同时也不否认苏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主义援助。二是我们评价斯大林不是单纯地、孤立地评价其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还要从更宽阔的视野，即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的角度进行评价。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不断地颂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行为中取得的。大镇压的罪过绝不是美玉上的瑕疵，不能只是一笔带过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那种认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只有用几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的观点有多少人能够认同呢？用头盖骨做酒杯，人类喝下的不可能是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人类灾难的苦酒，是人类文明的毒酒。”［5］有人问：这个说法根据在哪里呢？第一，我这里讲的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发展道路开辟是不能用几百万人作为代价，而不是发问者所指的苏联大清洗中镇压的人数这个具体概念；即使从苏联20世纪30—50年代初开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说付出“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也不是言过其实吧？这对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苏联问题研究者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他们主张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无非是寻求一条使广大工农大众少受痛苦的发展道路，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都明白的道理。那种认为搞社会主义难免用数以几十万计、几百万计的生命来交学费的观念是很难找到多少支持者的。以人为本、关爱生命、保护人权，不正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正常心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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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评价赫鲁晓夫，给他戴上半个世纪以前给他制定的大帽子：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现代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未免简单化、情绪化了。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这个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继续恶化还是有了改善、改良？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是恶化了、倒退了还是提高了、改善了？苏联基本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了吗？这应该是我们评价某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把手”的一般框架。实事求是地说，赫鲁晓夫是一个犯有不少错误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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