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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大论战中，我党定性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的根据是其“三和”、“两全”的理论和路线。“三和”是什么性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提供了新的经验，可以也应该提出新的看法了。“和平过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确无先例，但“武装过渡”在这些国家同样没有先例，尚难定论。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于广大理论工作者来说，似无详述的必要了。“两全”是我们难以认可的理论观点。但这里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第一，在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后，国家的性质是否只能沿用老的提法，否则就是“叛变马克思主义”呢？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仅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实际上，早在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和党的性质的提法已经开始发生某些变化。第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实践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第三，可否考虑把“两全”同他提出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口号和扩大社会团体部分国家职能、权力向社会团体转移的理论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不能说不清道理就扣个帽子了事，那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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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也要做具体分析。总的说来，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模式总体上说来是继承多于批判，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他的改革前期效果好些，后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他左右摇摆，前后矛盾，轻率冒进，先放后收，虎头蛇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具体地说，他的各项改革中，有的是方向正确，措施较得当，并能坚持下去；有的开始正确，后来退回去，如对家庭副业由鼓励到限制，对领导体制由强调集体领导到实行个人专权；有的是方向正确，但措施失当，如干部更新制度；有的是有一定合理因素，但走向极端，导致失败，如工业和建筑等管理体制的改组；有的方向不对，措施也不当，如划分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有的是方向对，但来不及实施自己就被赶下台，如在和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和试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改革。如果非要说赫鲁晓夫到底是“左”还是右的话，那么，应该说，他总体上说还是“左”，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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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章说，有人谈到斯大林就追究领导人的个人责任，一谈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主张不能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事实并非如此。当有人想说明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是联共（布）中央集体的决策时，我们只是根据历史事实说明在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是斯大林个人发出关键的方针性指令的，如此个人专权的危害是历史性的，不能轻描淡写地看成“工作作风不够民主”的问题。至今仍有人持半个多世纪以前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时，我们认为应该把根据历史发展新启示重新给以客观的评价：他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者，尽管有不少错误。他的改革实践其实还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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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戈尔巴乔夫，有的文章甚至认为他是苏联解体的第一个“历史罪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分析此时苏联为什么出现戈尔巴乔夫的路线、方针的；分析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怎样把苏联引向绝路的。我们不赞成在他被骂为“叛徒”的材料被证明是不实之词时仍然一个劲骂他是“叛徒”，谁要讲事实，就骂谁是“为叛徒辩护”。这种连逻辑都不顾的、强词夺理的不良文风还是改一改好。当前在苏联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一种新的动向。有人认为，“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这是一个大胆的结论，自然可以提出来，但必须用历史事实来论证。起码必须回答：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有什么发展变化，哪些变好了，哪些变坏了；它是否突破斯大林的体制框架？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基本上是在原来框架里改来改去，那么最后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又说明了什么？提出重大观点不难，摆事实，讲道理，让人信服就不容易了，总应该自圆其说吧？比如，既然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那么文章又用了大量材料说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作者到底要说什么？一个严肃的学者，总是要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经得起论证和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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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史上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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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只有斯大林模式才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只要稍有改动，就是“非斯大林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标准，斯大林之后苏共几十年的历史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按此逻辑，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改革自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了。同样的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应该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吗？有人断定，中国国内所谓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问题如此严重，就该举事实加以抨击，不能光有结论。否则读者会觉得你这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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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清醒看到，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用人们习惯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左”的右的思潮都存在，都在表现自己。“左”的思潮有个共同特点：从总体上不承认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实验，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这些人不能平心静气地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作一客观的比较。在他们看来，现在这一套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原理的。而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只是一家，那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他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简化为几条原则，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哪怕是稍有变动，他们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思潮，实际上并不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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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我们党艰难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一项同苏共亡党的重要教训无关。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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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两句话：经济上实行体制改革（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在政治上实质就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提，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等。认真回顾一下苏联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项成果都体现了对苏联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同我党的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存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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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光明的未来需要有先进文化来引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不正是现阶段指导我们前进的先进文化吗？尽管这些理念的践行，这些方针的落实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其提出本身不是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吗？而它们同苏联模式下曾经出现的官本位、践踏人权、甚至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漠视法制的政治野蛮现象，同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不同的方针和理念吗？这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重大成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在中国的伟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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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思路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极左猖獗的年代被推到极端。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红旗”）就是典型表现，而“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是荒谬绝伦。现在，这种思潮不能说毫无市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老话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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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全集》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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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大林全集》第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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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刑事法规史资料集》，莫斯科1938年版，第314页，转引自（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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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社会主义》（京）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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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0．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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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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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们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苏共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夜之变”，其惨痛的结果是：苏联“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这里所说的，大体是一个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也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剧变、消亡，为什么会像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发生得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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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经济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后者发生变化了，前者并不一定马上随着变化，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在它所依赖并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之后，它们通常并不会立即消失，还会继续存在、稳定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较之于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灭亡了，与之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也会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消亡，却几乎是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步发生的，具有突发性、剧变性的特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为什么就几乎溢出了这个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的规律？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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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苏共文化意识形态政策的性质和特点。可以说，苏共意识形态所以消亡如此之快，主要是由它的极端封闭性和脆弱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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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管制造成苏共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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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过度监控，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严密封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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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管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采取意识形态批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运动”，或者叫“大批判”、思想清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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