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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出版和传播实行适当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所以，当时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查禁资产阶级报刊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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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这些措施更加严厉，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是针对敌人的，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钳制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封杀了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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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监控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2］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再加上将“对敌”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必然衍生出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和“反对派”的扩大化打击，这必然造成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的监控，不是什么一般的封锁，打上一般的“封印”，而是变成了牢固的“漆封”、“铅封”，甚至是像“罐头”一样的“密封”。这就变成了对社会、对党内实行的书报信息封锁，变成了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甚至变成了密不透风的文化统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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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3］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当这一切都被当成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见，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种范围何等狭窄、内容何等贫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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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放行。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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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5］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6］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所谓“歪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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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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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而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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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日常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外，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动，进行大规模清理。在斯大林时期，确切地说，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3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进行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过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3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展开了对一批哈萨克斯坦史学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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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严密封锁和过度监控，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这种极端封闭性铸造的意识形态，必然伴随另一特点，即极端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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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和它的极端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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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信奉并遵循的一整套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有自己一整套不同于过去一切政党的崭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就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于俄国，创造性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产物。它代表了进步的历史潮流，反映了俄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合理历史要求。但是，斯大林执政后，从抵制到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至根本拒绝列宁的晚年思想，再通过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完全转变到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上来，先后经历了一个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即斯大林个人理论权威的过程。所谓树立斯大林的个人理论权威，就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唯斯大林独尊，以斯大林判断是非的标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为最高真理准则，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判断真理的标准为依归。从1929年以后，特别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定之后，长期以来，苏共就是以这个判断理论是非的标准、分辨社会主义的准则，进行意识形态禁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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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就完全充满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和崇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解释成了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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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策略是，先是依凭“列宁学生”的身份，来神化和崇拜列宁；而神化和崇拜列宁的现实目的，正是为了神化和崇拜斯大林自己。当其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不再需要依凭列宁时，便直接树立他自己被神化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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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0年代初开始，联共（布）中央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代替了列宁主义，甚至也通过斯大林对马、恩思想的垄断性解释，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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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30年代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伪造俄国革命的所谓“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9］，把斯大林神化到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的地步。到30年代后期，特别到战后初期，斯大林已经被当做了可以代替马克思和列宁的“最伟大”的理论家，斯大林被称为“天才导师”、“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等等。这时，被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思想，成了当时最高、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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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虽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未着眼于从体制上和社会历史根源上对它进行清理，最终还是留下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浓厚残余，不仅其各种思想理论影响和体制模式依然存在，而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后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复发和回潮。所以，纵观苏联大部分时期，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乃至神化，可以说是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特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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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意识形态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以“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人为地激化矛盾和斗争，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中。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绝对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从此，苏联社会成为不断进行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分裂”的社会。在苏联大部分时期，特别在斯大林时期，不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一般党、政、军的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终日惶惶然，如履薄冰、提心吊胆，稍一不慎，就有被扣上“信念不坚定”、“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叛徒”、“逃兵”、“工贼”［10］的帽子，遭到清洗或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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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意识形态第三个主要内容是，崇尚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奉行一成不变的、不思改革的、死板僵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如果说在特定时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的话，在苏联时期总体来说是一种缺乏激励机制的、缺乏效益的理论模式。它造成的是短缺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使苏联人民默默排队购物数十年，忍受贫穷和匮乏，因此，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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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苏共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方面，是遵循“自我中心主义”和“霸主”心态。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公开宣布：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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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指导思想，苏共从没有放弃过。共产国际时期如此，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更是如此。苏联要同美国争霸，其他的共产党也必须随着苏共的节拍起舞。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关系分裂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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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苏共意识形态一贯奉行社会主义“超阶段”发展的理论。从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时起，这种“超阶段”论支配着苏联几乎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从二战后就提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高调，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全系发源于此。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理论。一边是大街上排长队抢购黑面包，一边却吹嘘集体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乳酪烤小猪”；一边是日用品全面匮乏、供不应求，一边却报道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一边是教授购买一台14英寸的彩电，就被视为一种了不得的“奢侈”，一边却连篇累牍，大谈推广“发达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一边是连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都承认，职工对公家财物的“顺手牵羊”，是对工薪的一种“补充”，一边却大肆鼓吹，要在全民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明显的是，在七八十年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暗流在社会底层汹涌澎湃，舆论中却宣扬苏联社会“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这种“牛皮论调”吹得愈高，人民群众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失望情绪就愈深。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认识现实、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对现实生活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共的这种意识形态却脱离苏联的社会现实，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达社会主义论”更像一曲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理想当做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而人们一觉醒来，心头袭来的却是严重的失望和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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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意识形态支配苏联达半个多世纪，给苏联人民炫耀的其实只是一个偌大的画饼，而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却是匮乏贫困的物质生活，受到种种限制的精神文化活动；唯一可宽慰的，是一个可以炫耀武力的、奉行扩张政策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它所消耗的却是人们本应用于衣食住行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苏共意识形态给人们描绘的画饼，同现实生活相距太远，人们对它由失望、冷漠，转而抛弃，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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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意识形态，原本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很不牢靠。这种靠封锁禁锢、造神和镇压维系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极端封闭的环境中，造成无力与现代世界各种理论思潮交锋的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封闭的“温室”环境中培养出的“理论队伍”，又必然是一批弱不禁风者。而靠造神、镇压灌输的理论教条，又难以折服人，因此，并未牢固地进入人们的头脑。苏共靠掩盖事实、虚幻造假维系的意识形态，又不堪同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碰撞，而一旦被拆穿，与社会生活的真相发生对撞，它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献信息是封锁不住的，事实真相只能掩盖于一时，而不能掩盖于永远。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最不能强制、强迫的；而太多倚重于书报管制、查禁和行政压力，只有短期之用，而无长远之效。苏共正是长期依靠了行政压制措施，采取了“武器的批判”，因而不仅没有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就连一些“理论精英人物”本人也没有被说服而真心服膺于苏共僵化的理论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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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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