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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俄共（布）中央在《决议》中对党在文学方面和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问题作了周密、准确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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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拉普”的前身——“岗位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而在于应该怎样对待和怎样取得这种领导权。“岗位派”不顾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主观状况，也无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固有规律，狂妄自大地企图通过棍棒政策，强行夺取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党对他们这种“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对他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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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和在整个科学文化领域取得领导权，要比在其他领域困难、复杂得多，这既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所决定的，也是由科学文化（包括文学）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个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在同旧制度的斗争过程中，它只可能给自己铸造出政治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不可能、也没工夫钻研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及其形式和风格。因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而“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18］这就决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握有充分的领导权，而在科学技术和文艺领域则还不能这样做。因此，在布哈林看来，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无产阶级只应给自己提出争得领导权的“历史性权利”，而不应提出马上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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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问题既有相同于政治领域的一面，又有不同于政治领域的一面。相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及其评论家有“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毫无争议的领导权”，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有权掌握历史性领导权的程度”；而不同之处则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各种专门性的问题”上，“尚未完全成熟”，在这里还面临着一个使无产阶级走向成熟并争得领导权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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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情况，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政策应是谨慎小心的、周密细致的。因此，布哈林反对“岗位派”简单粗暴的做法，主张讲究分寸。他认为，党在文学领域“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而只能就“一般路线”实行总的领导，正像党不能在新生活领域对家庭形式作出具体规定一样，党也不可能对文艺领域的专门性问题，如风格、形式等问题作出具体的结论。布哈林的这一思想，同列宁关于在艺术领域应“保持自治”［20］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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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全面采纳了布哈林的这一思想，指出：无产阶级一方面“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权”，要在思想战线的许多新领域“占有适当阵地”，另一方面“必须记住”，在文学领域取得领导权的任务“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决议》告诫说：“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21］因此，无产阶级对待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工作要谨慎小心，反对共产党员的“高傲自大”，反对不顾艺术规律的专横粗暴和包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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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列宁奠定、由《决议》阐发的这个方针，促进了20年代苏联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影响了30年代初的苏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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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变”以后，斯大林和从1934年开始主管文化、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基本上抛弃了这一方针，把党对科学文化的领导变成了对科学文化事业的粗暴的外行的行政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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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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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是极为谨慎的。前面在讲到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已部分涉及了这个问题，即对于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特别的重要性，同时也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困难性。恰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尤其要谨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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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从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客观继承性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人类文化的一般轨道和普遍价值，必须在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条件，而对它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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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列宁首先强调必须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即过去时代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他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22］列宁对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无论是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般文化技术水平，还是资本家广泛运用于生产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和高度的经济管理技术，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他也教导人们必须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区别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23］而对前者，则要给予必要的批判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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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待过去时代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这一思想，是在十月革命初年同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斗争过程中得到阐述的。由于列宁和继列宁之后的布哈林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所以在20年代，无论对待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对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文学，苏联官方都是允许其存在的。列宁个人虽然并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但作为政策并没有对它加以否定和禁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风格的包容、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正是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因而使20年代的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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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类似“无产阶级文化派”这样的极左文化思潮，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度里源远流长。有史料表明，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俄国社会思想中就存在这种思潮的踪影；而在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之后，这种思潮及其形形色色的变形，依然长期在苏联存在。而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日丹诺夫甚至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全面腐朽”的理论，不加分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批判”、“全面进攻”，以至发展为战后初期，即1946—1952年声势浩大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甚至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把相对论、控制论和量子力学等统统囊括其中，这就一反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实际上又重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所以，在斯大林一日丹诺夫的思想文化路线指导下，三四十年代发生的文化萧条和萎缩是必不可免的，这是错误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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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文化体制史上，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个人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给苏联文化发展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其经验一正一反，是应该认真加以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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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时代头十年，苏联已具文化体制的雏形。这是由列宁在世时奠定、主要为1925年《决议》发展并确定下来的。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原打算在文化教育领域建立分权制，最初没有建立教育人民委员部而设国民教育委员会，就曾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后因国内战争等复杂因素而逐渐形成了权力较为集中的领导体制。但除以集中命令为主的一面外，这一体制中还包含有某些权力分散的成分和民主决策的机制。当时召开的各种文化教育问题专门会议，由各方面代表和专家组成的各种专门委员会为文化问题提供决策，带来了各种学术文化流派和团体的普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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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要逐渐发展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成分，而把专政引向民主的方向。革命初期文化体制中的集中和强制命令成分，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只是为当时条件所决定的中短期行为，在其产生之日并不打算将其长期化、固定化。比如书报检查制度，只是针对当时存在私人出版社和私人出版物而制定的，在制定的当时就把它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说过，革命者是要为言论的完全自由而斗争的，但实现这个理想只有在革命取得对反革命的更大胜利时才有可能。事实正是这样，列宁去世后，布哈林主持制定的1925年《决议》恰恰是大大发展了文化体制中民主的和权力分散的成分。正是20年代文化体制中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和适当的权力分散，使20年代各种文化问题的决策较少失误和片面性，而形成了这十年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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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变”以后，斯大林不仅完全沿袭、强化了20年代文化体制中集中、命令的一面，而且将其固定化、长期化、绝对化，同时取消了其中民主的、权力分散的成分，把整个体制引向了高度集权和专横命令，最后导致个人独断。个人独断的决策造成了许多错误，给三四十年代的科学文化带来了严重后果。三四十年代个人独断的决策机制和传统，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后斯大林时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数事实表明，凡是在采取科学民主决策的地方，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凡出现个人专断之处，事业就发生挫折和失误。苏联文化体制史上的这一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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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学术文化流派和团体是引进竞争机制，还是强行集中统一，是关系科学文化能否繁荣发达的重大政策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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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争论中才能进步，艺术在竞争比较中才能发展。这是科学文化的发展规律之一。要展开争论，就不能只有一家观点，只有一个学派；要进行竞争比较，就不能只有一种流派，一个团体。所以，允许多学派、多流派的合法存在，让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展开竞争，切切实实地而不是言行不一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世界文化史上无数事实都表明，凡是科学文化繁荣发达的时代，必是各流派团体层出叠起，竞相活跃的时期。文艺复兴时代是这样，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这样，苏联的20年代也大体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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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文化史上，20年代是学术派别和创作流派最多，最活跃的时期。党和政府不仅允许各流派、团体的存在，还在党刊党报上组织各种学术文化问题的自由讨论，召集各派别的代表参加各种专门会议和专门委员会，吸引它们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20年代的学术文化团体，成了苏维埃文化体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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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期以后，联共（布）中央以1932年4月23日《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为开端，改变了对社会团体特别是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当时的基本做法是，解散绝大多数社会团体，强行集中统一。到3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采取封杀禁绝政策，除极少数为官方批准的准政府式社会团体外，绝大多数被查封或被迫自动解散。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社会文化团体的政策虽程度不同地有所放宽，但基本上没有越出集中统一的轨道，这给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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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对待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产生了两种结果。这一经验教训也是应当认真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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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术文化的指导上，处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与争取、团结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政策性极强的问题，应当周密研究、慎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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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首先取决于科学和艺术最终对社会的发展起何种作用，而这在一些领域是不容易一眼明了的。对于一般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技术，这种作用比较显而易见；对于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相联系的方面，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其次，这种阶级性并不直接决定于科学家、文化人和艺术家的社会属性，即阶级出身。列宁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认为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24］因此，只要政策得当，就能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这个论断，对于界定科学文化工作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他们只要能为新社会服务，其阶级性便不言自明。但艺术反映出来的阶级性更为复杂一些。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对于艺术的阶级性，人们所应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家隶属的关系，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与其说是作家主观上的依附性和他同某社会环境的联系，不如说是他对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局势的客观代表性”。［25］他说：艺术家是特殊类型的人，他们“是用和政治理论不同的方法组织他们的材料的”，“我们决不能要求艺术家的多数同时又成为政治家”；“任何艺术作品，只要它具有才华，都能独特而鲜明地反映社会，因此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和我们的倾向不一致，就马上认为它是有害的”。他说，一部作品只要没有反革命性，而只是有几分不大好的倾向，或者比方说只是不关心政治，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这样的作品存在。［26］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反对用“纯政治”的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警告人们不能轻易采取查禁作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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