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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同卢那察尔斯基这一思想相联系，《决议》指出：“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的多种多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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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问题，对待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思想性问题，是不能直观视之、简单处置的，在这里应该坚决反对乱贴、遍贴阶级标签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否则，错误就不可避免。苏联1957—1958年对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处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尔代斯 · 伊姆雷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在匈牙利所遭遇的命运，［28］都先后引起轩然大波，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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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史上，以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看待科学文化问题，混淆学术同政治、文艺与政治的界限，混淆一般理论问题同党内倾向问题的界限，曾严重伤害和摧残科学文化干部，这个教训也是极其沉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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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能不能正确区分上述问题的界限，关键是个对待科学艺术探索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问题的症结在于，是以倡导科学探索、鼓励艺术创作的态度对待科学文化领域的问题，还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看待这方面的问题。以第一种态度处理问题，就要真正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艺术探索少加限制的政策，对待上述一些政策界限要缜密研究，谨慎对待。遇到复杂问题，一时难于弄清的，应该首先抱着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按学术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处理。只有解决了这个态度问题，才好正确区分学术和政治、艺术与政治的界限问题。否则，像斯大林那样，遵循“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处不寻找阶级斗争，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统统看成是政治问题，那就不存在所谓区分上述界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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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德波林学派问题发表谈话过程中，一个支部委员曾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把理论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斯大林明确回答：所有理论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同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联系起来”，“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29］这一答复表明，他十分严重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一般理论问题和党内倾向问题混淆了起来。按照他的这种逻辑，实际上任何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理论上发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都是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这样混淆两类问题的界限，实质上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政治上治罪任何人。也难怪斯大林把进行抽象政治经济学问题争论的经济学家鲁宾，把连“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也不曾提供的德波林，甚至连斯大林不同意或不甚了了其理论观点的众多自然科学家，统统视为具有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甚而当成“人民敌人”加以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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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能做到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伤害科学家和文化人、作家和艺术家，在许多场合是由于对上述界限问题处理不当引起的。只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抱着百倍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的界限问题，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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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能否满足文化所固有的属性，即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是能否保证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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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文化具有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可以说这是文化的特有属性和客观规律。执政者只有满足文化的这些属性和客观规律，文化才能得到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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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包容的属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包容人类在过去时代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成果，因为只有在过去人类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文化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有宽容的属性。这就是说，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允许社会上其他各种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只有许可它们的存在并与之展开自由竞争，才能相比较而发展，优胜劣汰，推出优秀文化来。文化也有多样化的属性。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不仅门类多样、品种多样，而且流派、风格和形式无不多种多样。只有实现多样性，文化才能繁荣发展，否则，单调划一，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文化也有开放的属性。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实现本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信息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吸收，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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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满足文化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才能使文化实现创造性。因为文化包含的创造性是从它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否定和抛弃人类过去时代的文化成果和文明价值，不容许各个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和自由竞争，大搞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不许可人们自由思想和自由争论，搞万马齐喑，制造文化沙漠，或者大搞封闭主义，对外来的东西统统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切，是万万谈不到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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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当党和国家实现或满足了文化发展的这些条件时，科学文化就发展，否则，科学文化就萎缩和萧条。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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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问题上不能急躁冒进，要照顾民族文化特点，严防伤害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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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千百年来以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十分稳固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一方面以其特定的结合方式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厮杀，自史前社会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生战争、动乱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所以，自古以来人类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理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包括没有民族矛盾和冲突在内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崇高理想，不仅包含着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的理想和信念，也意味着最终消除民族隔阂和差别，实现民族一体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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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在民族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为将沙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纳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理论：各民族有权按自愿原则，以平等资格加入或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随着各种语言“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30］，各民族也将走向融合和统一。在革命初年，列宁曾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在解决芬兰等问题上将此原则加以兑现。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及其后来者把“维护苏联”看成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去兑现自决权原则。况且民族自决权即“民族分离权”原则，也同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相抵触。加上联共（布）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左”的急性病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导致对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特点的漠视。少数民族干部一讲民族权益或民族特点，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到镇压。革命初期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过多许诺和日后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严格限制，造成巨大反差，给以后民族问题埋下了许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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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体制的高度集中，从许多方面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加上诸多民族镇压之举，种下了许多民族问题的恶果。后斯大林时期对这些问题或者未能彻底纠正，或者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斯大林的民族问题遗产。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推行民族文化“统一”和“民族融合”政策，在体制上收回民族文化自治权，强行推广俄语，伤害民族感情，这就使民族矛盾越发严重，最后成了苏联解体的一把悬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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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有三：（1）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稳固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严重估计不足，犯了“左”的冒险主义；（2）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上认识僵化，以为消灭剥削制度和消灭阶级，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这是不合实际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3）在体制上没有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的特点，过早地抛弃了文化自治原则，在联盟中央过多地集中了属于各民族区域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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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利用民族的文化艺术、文化运动，搞民族分裂主义。南斯拉夫就曾发生过所谓“文化民族主义”问题。民族文化要保留，要发展，但要防范在其背后潜藏的分裂国家、分裂联盟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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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苏联74年的实践，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这一实践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极为深刻、极为丰富的，需要经过跨世纪的研究，由数代人来进行反复思考和总结。这一实践的规模是空前的，它是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由数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价值之高昂，财富之宝贵，是亘古至今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我们应该十分珍视这一伟大实践所得来的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相信，只要认真而切实地吸取过去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有力地、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将必能为未来的世界奠定一座巍峨的历史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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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 舍舒科夫：《狂热的追求者——20年代文学斗争史纲》第2版，莫斯科1984年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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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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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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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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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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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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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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