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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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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2．对外扩张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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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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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之一。一个超级大国，在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自行走向解体是世界史上仅见的。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苏联对外战略失误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其兴盛的背后始终存在危机。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并长期以此为出发点确定自己的对外战略。这一超出实际可能的战略目标决定着苏联国内的发展战略，苏共长期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大力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增强军备上，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体制也是与此相适应的，这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的苏联外交具有两重性，也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相互信任的关系，而外部环境的紧张，又制约着苏联国内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使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的军事化得到强化，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对抗中耗尽了国力，走向衰落，失去了对人民的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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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实际的对外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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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从社会主义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已存在，资本主义曾企图把社会主义这个新生儿扼杀在摇篮里。尽管社会主义曾有过辉煌，建立过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从总体上看，外部世界仍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社会主义并没有赢得过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力量相对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如何处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努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成了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一直以“世界革命”为名，追求靠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以便早日完成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以一国之力走上了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之路。这种目标选择是苏联国力所不及的，最后，苏联在这种对抗中耗尽了国力，走向衰落，被人民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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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过“世界革命”理论，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但是，他们所说的革命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历史没有按经典作家的预测发展，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提出了怎样处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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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国际主义者，从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取得胜利起，他们便把消灭资本主义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真诚地想推进世界革命，当时列宁曾认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没有世界革命，苏俄无法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敌视与干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明显的革命形势，因此，列宁倡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在结束国内战争后向波兰进军。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满怀信心地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1］在稍后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说：“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将作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取得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布进行革命战争。首先在本国夺取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社会主义红军的帮助下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2］1920年6月，苏俄收复被波兰占领的乌克兰后，没有接受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边境线（寇松线），没有与波兰签订和约，而是继续向波兰进军，把正义的防卫战争变成了阶级进攻战争，力图帮助波兰工人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激起西欧的革命，结果遭到了失败。波兰人民没有把红军看成是解放者，他们担心的是再次落到俄国人的统治之下，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列宁从中看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力量，接受了更为不利的和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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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春苏波签订和约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国家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与修正，他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努力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提出苏俄要通过榜样的力量而不是输出革命的方式影响世界革命进程，党的工作重心从与资本主义进行实力较量和“唤起世界革命”，转到了国内的和平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列宁努力让人民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好于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榜样的力量，吸引其他国家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列宁的继承者们并未发展列宁这一正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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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重新开始强调世界革命对苏联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保障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即“最终胜利”。他明确说：“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3］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对俄共来说这一任务就是：从直接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起，直到为本国农民生产印花布，也就是说，要努力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时也要尽力援助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作为国际革命的主要基础的工人专政的国家，应当把自己看做国际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和助力；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4］斯大林的战略目标有二：最高和长远的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期望并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尽快打破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格局，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系；最低目标是保证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使战争不在苏联领土上进行。在斯大林看来，这两个目标是并行不悖的。在全世界扩展“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理想，变成了以苏联为中心不断向外推广苏联模式的过程。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首领与中心，世界革命进程就是从这个中心逐渐向外膨胀，而被纳入这一范围的国家必须在内政、外交上服从苏联。苏联的利益高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必须服从于苏联一国的利益，苏联所支持的革命也都是符合苏联利益的。支持世界革命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为保卫苏联、加强苏联和扩张苏联这一对外战略目标服务的。斯大林围绕这两个战略目标来诠释他的理论，形成了其独特的逻辑，他的这一理论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所继承，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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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总的长远的战略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发展和壮大自己，与此相适应，苏联的对外政策有两项基本原则：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苏联强调双方和平共处；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苏联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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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和平共处，在不同时期含义是不同的。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只是策略手段，限于不与资本主义发生军事冲突，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与联系。和平共处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理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1928—1953年，苏共只召开过四次党代会，斯大林在这些党代会的讲话中，一句都没有提到“和平共处”这个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共同威胁，苏联与英美等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但由于双方战略利益不同，战争结束后，这一同盟很快被“冷战”所代替。在紧张的“冷战”背景下上台的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当成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他认为，不同制度国家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还应该往前走，加强信任与合作。他改变了斯大林不让步、不谈判的做法，提出为了和平的利益应该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应该考虑对方的利益，“对于我们苏联人，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这不只是在两大体系间没有战争，而且还在于它们之间和平的经济竞赛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接触与合作”。［5］赫鲁晓夫并不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也不认为两种制度可以“永久共居”，他的最终目标还是“埋葬帝国主义”，只是手段变了，主张两种制度在和平竞赛中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虽然仍说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与西方达成了多项协议，但是，苏联领导人对苏联及美国的实力对比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加强了对外政策的攻势，1965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对外政策的实质，如果简单地说，就在于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我们尽力使我国的外交成为积极的进攻性的外交，同时，我们也表现出灵活性和审慎态度。”［6］苏联“对外政策旨在为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全力支援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巩固和平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7］也就是说，和平共处的地位下降了，与美国争夺的势头增强了。苏联的积极进攻和扩张军备政策，恶化了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促使美国对苏联实行“新的遏制战略”，双方在80年代初又开始了新的“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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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质是世界革命口号下掩盖的民族利己主义，苏联要求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8］。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基本上都按这一原则行事，后来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被勃列日涅夫发展成“有限主权论”，他们公开宣称：“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无论谁忘记这一点，只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就有片面性，他就背离了他的国际主义义务……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9］这一理论成为苏联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以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以阶级利益代替国家与民族利益，是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与联合国宪章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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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学者曾努力宣传这两项原则的协调性与有机联系，实际上其矛盾性十分明显：苏联一方面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一方面又不放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直接支持，不放弃扩大社会主义地盘的努力；苏联一方面强调不干涉内政，一方面又领导和支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即难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信任关系，也难以为本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1926年5月3—12日英国发生煤矿工人罢工（部分罢工者坚持了7个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每天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决议，动员了一切能动员的力量支持罢工，并要求英国共产党把这一斗争引向政治轨道，在合适的时机，提出打倒保守党政府，建立工人政府的口号。英国政府多次抗议苏联对其内政的干涉，并于1927年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0］苏联据此认为自己面临战争威胁，开始大力加强国防。这种恶性循环在苏联时期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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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其国际威信与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斯大林利用军队留驻东欧之机，在东欧建立安全带，实质是在东欧建立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成为西方国家对苏联发动冷战的重要借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强，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勃列日涅夫把这看成是推广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好时机，便在全世界采取了积极进攻战略，到处伸手，甚至直接动用武力，去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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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想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一国革命的长治久安，事实证明，行不通。革命是一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是不能从外部输入的。苏联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既影响了苏联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产生对苏联的依赖心理，加重了苏联的外援负担，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又常常把这些党看成是苏联的代理人，从民族感情出发反对它们。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和军事干涉曾经严重损害了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东欧的剧变对苏联的剧变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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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外战略服务的国内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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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与水平，外交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宗旨与原则，苏联却没有这样做。由于苏联对外战略的大目标是取代资本主义，苏联要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助力，它长期把发展重工业、加强军事力量放在了首要的、突出的地位，保持以行政命令方法（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领导经济的这一动员型经济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最适合备战的需要。当经济军事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一个有实力的利益集团后，他们又影响着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苏联的对外战略、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交互作用，决定着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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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说，为了战胜世界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努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生活、科学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使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制度。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列宁正是据此制定苏联国内发展战略的：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吸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积极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努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通过榜样的力量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但是，从斯大林开始，苏联便把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目标实物化为钢、铁、煤、石油、电力等几项指标，赶超资本主义变成了军备赶超。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以军事赶超为核心的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了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军事工业是发展的核心，“重军抑民”、“国防优先”是其基本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战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世界在变化，以军事赶超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模式与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战略则不合时宜，与历史发展潮流相背，也违背了人民的愿望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苏联取得了在这方面赶超美国的成果，成了世界军事超级大国，但并没有因此增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优势，反而暴露出了劣势，成为苏联共产党、苏联式社会主义被人民所抛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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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没有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去发动世界革命，但在确定国家的发展目标时，始终不忘推进世界革命这一大目标，在斯大林的意识中，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国防力量，既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也为了推进世界革命，如他所说：“当我们周围的国家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问题，我们军队的实力问题和它的战斗准备问题就一定会成为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我们的旗帜依然是和平的旗帜。但是，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不应该坐着不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是最后行动。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把决定性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11］“红军不是狭义的民族的军队，它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红军保卫苏联免遭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这一军队的祖国……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指望得到以红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苏维埃联盟的武装帮助。”［12］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人坚持的实际上就是这一战略思想。苏联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它必然把发展国防力量放在重要地位，保持着强大的军队。苏联的军队建设走的是一条裁了扩、扩了裁的道路，在和平时期保持着并无多大必要的庞大军队：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很快过渡到和平时期，军队人数锐减至56万人，1927年苏联红军和海军有58.6万人。随着工业化成就的取得，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具备了发展军备的实力，加之当时国际环境比较紧张，苏联开始大幅度扩军，1937年发展到143.3万人，1941年达到53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法西斯，苏联军队人数剧增，1945年5月达到1136.5万人，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复员，1948年裁减到267.4万人，冷战开始后又开始扩军，到1955年苏军达到576.3万人。赫鲁晓夫上台后，从1955年开始裁军，到1958年裁减了214万人，1960年苏军有362.3万人，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苏军有33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军队又恶性膨胀，1984年有530万人。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开始裁军，1988年减至425.7万人，1990年减至37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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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军费负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是世界上最高的，表1反映了在20世纪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各大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及在其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情况：（以1993年价格计，单位：10亿美元，误差±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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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各国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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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军费支出到底有多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苏联官方的资料，从1969—1987苏联每年的军费支出只有177亿—202亿卢布，不包括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军费支出。1989年5月30日，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苏联的国防开支为773亿卢布。苏联官方说，1989年军费开支，不包括用于军事宇航的部分（39亿卢布），为770亿卢布，1990年为710亿卢布。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裁军的理由时说，国民收入的18%—20%被用于军事耗费。实际上，苏联的领导人对于苏联用于军备竞赛的开支，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翻译说：苏联的一些科学家承认苏联的军事开支的“实际数字是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0%，或者甚至还要高。而这只是为了在核武器上同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装甲装备、炮兵以及某些类型导弹的数量上大大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据西方的某些估计，为了制造这些导弹，苏联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000亿美元。大约5000家军工厂继续在费力地制造成堆的武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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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托夫说，根据不同的估计，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在世界上占第二位，12%—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50%（美国为25%—27%），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亿—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一时期的军备开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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