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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俄)鲍利斯 · 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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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王长江著:《苏共:一个大党衰弱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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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美)大卫 · 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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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美)大卫 · 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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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张树华著:《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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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87.东欧剧变与苏联历来的东欧政策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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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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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是一个地理范围十分模糊而政治身份又非常特殊的概念。米兰 · 昆德拉曾说,这是一块在最小化的空间浓缩了最大化的多样性的地区。就其政治身份而言,“东欧”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有特定所指的概念。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将东欧明确界定为:“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并“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欧洲部分。[1]具体即指二战结束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8个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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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形成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1945至1947年间曾实施过短暂的联合政府政策。此后随着欧洲冷战拉开帷幕,便在苏联的压力之下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首先从华沙开始,东欧各国发生了连锁性制度崩溃。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同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谈判,此举标志着党最终放弃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接着,其他东欧国家紧随其后。先是匈牙利,是年夏,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谈。9月,匈牙利当局决定开放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这一决定很快引发了东德政局的崩溃。继柏林墙倒塌后,紧接而来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此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发起的“宫廷政变”将日夫科夫赶下台。接着,风暴继续南移,最后,长期坚持独立自治道路的南斯拉夫和20世纪60年代脱离了苏联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亦均遭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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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政治剧变是积蓄已久的东欧危机的一次总爆发。20年后的今天,回顾起东欧发生的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历史巨变,仍然令人不由深思:建设了长达四十余年的东欧社会主义大厦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一幸免地发生集体坍塌?[2]是什么因素使得东欧民众向往逃离现实社会主义的束缚?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多米诺”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谓“示范效应”、“扩散效应”、“传染效应”等分析概念,固然对于问题的理解有启发作用,但仅停留在此层面上的解释未免浅显。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的探讨,除需关注邻国事件的刺激以及国内各种危机的累积之外,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不容忽视,即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施行的政策。对于这一政策,一方面,不仅需要考察冷战背景下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支柱;另一方面,还需对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每任苏联领导人执政时期苏联对东欧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和趋向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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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把东欧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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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战后期到1953年春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其同苏联“连成一片”,从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地缘上的一体化,二是通过将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使其同苏联“结为一体”,进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正是以上两种一体化,将东欧与苏联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并从而确保了苏联对东欧长达四十余年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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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二战紧密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战争期间,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西方国家与苏联携手联盟。1944年春,苏联军队开始向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挺进。眼看着该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作为未来欧洲舞台上的两个主要大国,英国和苏联充分意识到有必要明确各自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力量与活动的区域、范围和程度。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就战后东欧和巴尔干局势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共同签署了后来举世震惊的“百分比协定”。[3]根据双方最后议定的结果,英国承认苏联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详见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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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苏、英两国关于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1944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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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东欧的影响 丘吉尔与斯大林协定(10月9日) 莫洛托夫第一次修改意见(10月10日) 莫洛托夫第一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第二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第三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最后提议获得接受(11月) 匈牙利 50% 50% 75% 50% 75% 80% 南斯拉夫 50% 50% 75% 50% 60% 50% 保加利亚 75% 90% 75% 90% 75% 80% 罗马尼亚 90% 90% 90% 90% 90% 90% 希腊 10% 10% 10% 10% 10% 10% 1945年2月4—1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确立了战后欧洲和世界的格局。经过激烈争论,三巨头最后通过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声明》和《雅尔塔协定》。其中就接管德国、波兰边界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关于德国问题,规定战败后的德国将由苏、美、英三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邀请法国参加共管;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确定以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而西部边界是否以奥得—尼斯河一线为界,留待日后再议。出于对苏联意图的担忧,西方国家在此次会议上还极力推动通过了一份涉及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战后政治安排的文件,即《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宣言》规定,立即对从法西斯占领中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和前轴心国成员的现有政府进行改组,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其政治经济问题。[5]斯大林签署了此份文件,不过在他看来,“民主”有多种,“苏维埃民主”则是最高类型的民主。[6]两个月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由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毫不隐讳地声言:“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7]显然,使苏联军队尽可能地向西推进并将红军“所能到达之处”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是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对战后欧洲和世界新秩序各有其打算,整个协议过程也充满了妥协的色彩,不过,对于苏联来说,会议无疑富有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盟国在此次会议上默认了苏联在东欧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为后来东欧与苏联全面的一体化准备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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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冷战结束后陆续开放的多边历史档案,现在我们知道,在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确定了双方地缘一体化的雏形后,斯大林并未即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东欧各国。相反,为了维护同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确保在其西部边界构筑起一条战略安全带,以及利用战后初期有利的形势进一步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选择了暂时支持东欧国家采取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人民民主道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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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这一术语,据俄罗斯学者沃罗基京娜等人的研究,始见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它与“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紧密相连,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国家政权归由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并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反法西斯力量联盟民族阵线所有。[9]而“人民民主道路”这一概念,照匈裔学者查尔斯 · 盖蒂的说法,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10]。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从其主要特征来看:在政治上,实行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即采取多党联合组阁而非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结构,即一方面保留私营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存在,同时又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逐步国有化部分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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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并未能走多远。一方面,如上所述,斯大林对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使未来的力量组合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1946年秋,他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时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斯大林在谈话中讲道,保共有必要“最低限度地”联合其他“劳动者政党”,组成一个新党。这个党可以取名为“劳动党”或“工农党”等,但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斯大林特别强调,此种安排“在现今这个时期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合适的掩护”,并有助于推动保共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12]此外,东欧人民民主道路仅实践了不过两三年便被迫中断,还与1947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紧密相关。比如,东西方大国间围绕德国、东欧发展前景等重要问题上的矛盾和对抗愈益激烈,西欧社会情绪的指针普遍右摆,芬兰共产党大选失利,法、意两国左翼力量内部关系急剧恶化并先后被逐出政府,希腊共产党抵抗运动遭到失败,东欧各国共产党议会选举频频受挫,等等。面对以上种种局势发展,苏联开始对东欧的民主联盟政策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感到担忧。在莫斯科看来,日渐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东欧各党步西欧党之后尘,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则东欧各国对苏友好政府的生存继而苏联在东欧的存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不久,在马歇尔计划和苏南关系恶化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之下,苏联对东欧的政策随之发生重大转折,斯大林断然决定抛弃其大国合作的幻想并叫停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尝试。此后,摆在东欧国家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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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47—1948年可以称为“去人民民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中,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通过取消多党制、快速国有化等激进措施,结束了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人民民主时期,从而为苏联模式的移入扫清了道路。此后,斯大林的社会组织模式不容置疑地成为东欧各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从1949年至斯大林去世前的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为苏联模式在东欧全面确立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东欧各国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上,以一党执政取代议会多党联合执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经济上,消灭私人经济和市场关系,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具有的垄断权和解释权,同时宣扬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总之,所有的制度、组织、社会活动、单个的人,都必须符合一套预设的规则,如果违背规则便要承担后果。用另一位匈裔学者舍普夫 · 捷尔吉的话说:“一切都被政治化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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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就这样被移植到了东欧。在这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斯大林式的领袖,每个国家都堪称“微型苏联”。为使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尽可能地接近原型,苏联加紧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安全、内务机构以及经济部门中建立和巩固顾问系统的步伐。这样,苏联在按自己的样式“革命性地改造”了东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后,通过对各国共产党的垂直控制和渗透,借助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将东欧完全统合到苏联阵营中来,从而实现了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同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然而,苏联模式这种强制政治同一化模式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同东欧的传统多样性和历史特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冷战逻辑驱动下苏联对东欧的紧密控制与各国民众追求独立自主之间的频繁冲突,使得苏联模式就像一个被错误移入机体内的器官,成了东欧不断频发“排异反应”的根源,并为此后几十年间东欧的曲折发展直至最后的政治剧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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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冲击苏联模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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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苏联、东欧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被苏联作家爱伦堡称之为“解冻”的时代。[14]“解冻”意味着冰封被打破,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尽管这种改变带有尝试性,并且表现得凌乱、迟疑甚至反复无常,但毕竟一切开始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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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始于这位苏联领导人逝世后的第四天。当日,在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1952年曾代表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作中央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首先发表了讲话。马林科夫的此次讲话,阐明了一系列旨在缓和国内矛盾的新观点,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应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等方面。[15]在随后于3月1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等四人为其副手,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声明将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实行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同在此次会上,马林科夫就莫斯科新的外交方针作了公开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共同一致的基础上,没有什么争执不下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处理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16]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希望以此缓和同西方的对抗,改善其内外环境,以此节省下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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