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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1 然而，莫斯科的和解姿态并未得到意想中的回应，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经验和记忆使西方世界对苏联新领导层的“缓和”动机深怀疑虑。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全面引入苏联模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来。在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已到了引爆危机的边缘。1953年春，处于冷战前沿的东德国内的动荡局势首先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由于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错误地执行了苏联提出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破坏，约50万民众被迫逃往西德，全国上下普遍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征兆。［17］除了东德之外，东欧另一个让苏联领导人忧虑不已的国家就是匈牙利。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曾指示相关部门对斯大林时期东欧各国的档案材料进行归整和分析。在此过程中，有关匈牙利的材料令莫斯科倍感震惊，特别是苏联驻匈大使基谢廖夫发回的一些报告和会谈纪要，详述了匈牙利国内经济的危机局势，以及匈党领导人拉科西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践踏法制，滥用镇压职能等情况。［18］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苏联对东欧的有效控制、缓解各国内部的紧张局势，苏联新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作出某些调整。于是，在莫斯科的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从1953年6月起，先是东德（6月11日）、匈牙利（6月27日），而后是波兰（7月21日）、罗马尼亚（8月22日）、保加利亚（9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9月15日）等国，分别宣布采取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调整举措。客观地讲，莫斯科所设计的这套“新方针”，就其初衷来看，主要意在“纠偏”。换言之，它所针对的是苏联自身以及东欧各国所共同面临着的种种紧迫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却并未对准引发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更未触及其背后苏联模式这一深刻根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对于此时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马林科夫还是其后赢得了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而言，现有模式本身是不容置疑的，所需的只是对它的完善和发展，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根本性改变。尽管如此，在个别东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新方针”的实施在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领导人纳吉的推动下，超出了莫斯科原有的设想。特别是在某些领域，许多改革举措，比如在自愿基础上解散合作社、废除富农名单、鼓励并支持个体经济、扩大地方议会的权限、重建对国家政治生活实施民主监督的群众性组织等，令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不由得警觉和惊恐。［19］纳吉本人对“新方针”的理解及其为匈牙利的“新方针”所设定的目标，照历史学家约瑟夫 · 罗斯柴尔德的话说，可算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激烈的和最早的对成熟斯大林主义的扭转”。［20］两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胡安 · J · 林茨和阿尔弗莱德 · 斯泰潘也认为，纳吉所主持的这次“新方针”改革尝试，实际上标志着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开始。［21］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初，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重组及随后马林科夫的下台，莫斯科的各项政策重新向斯大林时期回归。相应地，东欧的“新方针”改革尝试亦戛然而止。在匈牙利，由于受到党内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加之改革进程蕴涵着对苏联模式的内在挑战，纳吉最终遭到罢免。此次苏联对东欧“新方针”的叫停，可以说，不仅标志着东欧第一次非斯大林化尝试的失败，同时也为日后东欧频发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不过，较之此后发生的数次重大危机，后斯大林时代之初莫斯科对东欧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容忍底线还是相当不明晰的。这一状况在随后到来的1956年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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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3 对于东欧来讲，1956年无疑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是2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22］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东欧激起了剧烈震荡。对于苏共二十大，东欧各国党的反应颇为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东德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表面赞同而背地里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则表现得茫然失措。［23］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情势已非“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贝鲁特在二十大闭幕不久意外逝世，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与此同时，因莫斯科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在匈牙利，自称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的拉科西，不仅置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于不顾，反而逆潮流而上，继续实行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民众的普遍不满与当局的权力弱化，最终于夏秋之季，在这两个国家先后引发了危机。6月28日，首先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数百人伤亡。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会议拟推举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闻讯后极为震怒，当天即令军队进入波兰境内，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亦率团飞抵华沙。波兰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然而，就在波兰事件尘埃尚未落定之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悄然上演。10月23日下午，由大学生组织的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其后几天内，迅速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骚乱。就其初衷来讲，事件本身是一场以推动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匈苏关系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民众所提出的实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实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法制、平反一切历史冤案、真正尊重和保障劳动人民的权益等要求，以及包括“我们要纳吉”这样的口号，其实质就在于希望党真正成为立足和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不是代表苏联的利益、服从莫斯科的旨意来管理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党。在此基础上，人们希望看到匈牙利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立足于本民族历史传统和符合匈牙利现实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任何民众运动都难以避免的偏激性以及运动本身所带有的“危险性”，最终招致了苏联的武装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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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5 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干预，不仅在战后匈牙利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对于其后东欧的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以一种暴力流血的方式使得东欧各国政权对有别于苏联体制的改革的后果、苏联的容忍底线和解决东欧危机的手段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后几十年间成为东欧推行改革的基础。同时，1956年的东欧危机也使得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摆脱了摇摆不定，大体方向基本确定下来，即给予东欧各国党在处理内外事务方面以一定的自由空间（包括自主地对国内压力作出反应以及发展对外交往等），但所有一切均不可逾越苏联所能允许的范围。简言之，寻求灵活与控制之间的适当平衡。在此种政策之下，东欧各国开始慢慢地重现出“多样性”的色彩：波兰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改革拉开了帷幕（尽管其后渐渐复归保守）；在匈牙利，卡达尔通过“静悄悄的改革”创造出了所谓“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从反对经互会的经济整合计划开始，逐渐将其独立行动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因反对苏南修好，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以上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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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7 总的来讲，较之斯大林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虽然保持着对东欧的控制，但其所依赖的基础已不再完全是恐怖或武力。同样，在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东欧对苏联模式的激进改革虽然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制和阻挠，但“适度地”改革这种令其水土不服的模式获得了允许。至于这个“度”的极限在何处，匈牙利事件是一个绝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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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89 勃列日涅夫摧毁了东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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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1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职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在此后漫长的18年中，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东欧的政治发展依然在改革引发危机、危机促动改革二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中盘旋、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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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3 如同1953—1955年克里姆林宫围绕着斯大林继承权展开斗争的那几年一样，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莫斯科的权力归属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东欧局势亦随之出现了变化。此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柯西金对工业管理方面创新思想的鼓励，相应激活了东欧阵营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考与尝试。苏联经济学界继1962年“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后围绕经济改革展开的新一轮探讨，同样为东欧探索改革之路注入了活力。60年代中期，东欧如十年前一样，再度出现了一股革新热潮。当时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恢复受到严重损害的经济都十分感兴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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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5 从战后直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苏联东欧盟国中较为“顺从”的一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苏联模式这件不合身材、体格甚至肤色的“外衣”在这个国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1963至1964年间，危机不断加深并向各领域蔓延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H · 戈登 · 斯基林所说，危机是全方位的，“蜗牛爬行似的平反速度、斯洛伐克人的不满、经济领域的危机、作家们公开表达异见、年轻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赫鲁晓夫下台后捷苏关系的紧张，都削弱了（现有）制度的基础”。［25］不过，相较其他，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26］在这种内外背景之下，改革率先在经济领域展开。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是时任捷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的奥塔 · 锡克。锡克的主要经济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保持商品关系的存在，为此，应当采用一种计划市场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国民经济计划应主要局限在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方面。1964年，受党内高层委托，锡克与专家小组共同起草出一项关于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1965年1月，捷共中央批准了此项方案。其后两三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对现有工资、税收、定价、投资等机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至1967年底，个体商业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了生产经营权，国民计划中引入了适度的市场刺激。虽然这些措施现在看来还很保守，且在当时，相关理念也仍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仍然给以行政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吹来了一阵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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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7 然而，改革运动一旦展开，便不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1967年，一种社会冲突的局面开始形成，人们对存在着危机的各个领域内的众多问题提出了改革要求。从1968年起，改革开始超出“纯经济”范畴，向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延伸。1968年1月，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新产生的内部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年轻的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自此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杜布切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力图通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方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按照改革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伊日 · 贝利康的说法，它应当是一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以及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其宗旨在于“清除过去的变态”，“加强社会主义”，“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伟大社会主义理想”。［27］有匈牙利事件的前车之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者们并无意摧毁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或切断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解除审查制度及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引发了民众进一步要求实施快速和激进改革的浪潮。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为“布拉格之春”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感到惊恐。8月20日夜，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党中央大厦等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12年前发生在布达佩斯的一幕，终于在布拉格重演。苏东关系史上自此又多了一桩历史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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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699 1968年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化改革尝试——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扼杀了。1969年捷共四月全会后，一切又回到从前。不仅政治领域的改革，始于1965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被否定。行政指令性管理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再度占据优势，尽管这种管理类型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因素，例如企业中的规划管理和社会福利计划，但经济机制从总体看来没有变化。在随后漫长的“正常化”进程中，“改革”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愿谈、不想谈也不再相信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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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1 然而，不愿谈、不想谈、不再相信改革的，并非只有他们。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其后不久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所造成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它同时阻断了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自身——探索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至此，东欧的改革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并继续引发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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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3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欧各党既无能力亦无意愿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经济上，在苏联的鼓励下，各国党转而求助于所谓的“西方战略”，即向西方国家开放，以寻求大规模的西方投资作为推动自身管理与技术现代化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战略在带来所需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使得东欧各国体制严重暴露于全球市场的面前。1973年由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加之同期建立在低工资、低成本基础上的东亚及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造成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给东欧各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并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衰退。到了70年代末，整个东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环境恶化日趋严重，而政治结构由于缺乏改革变得愈益僵化、缺乏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终于毫无例外地再度引发了危机，这一次危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邻国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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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5 早在1956年，伴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启的非斯大林化浪潮，波兰率先提出了改革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此后在哥穆尔卡当政的14年间，波兰经历了一个由改革、发展、停滞到出现危机的曲折过程。1970年12月，在一次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和罢工事件后，哥穆尔卡被迫下台。盖莱克上任后立即调整改革方针，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与哥穆尔卡强调依靠自力更生和节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不同，盖莱克采取了面向西方、积极吸收外资、大举进口技术和设备的途径来加速波兰经济发展、提高工业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盖莱克的改革在70年代前半期曾极大地促进了波兰的工业现代化，并推动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1975年，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度高达29%。［28］然而，盖莱克政府激进扩张的经济政策在带来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外债的飙升。为偿还巨额债款，当局不得不采取包括提高物价在内的一系列紧缩政策。结果，1976、1980年政府两次提价决定，均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浪潮。特别是后一次，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政治色彩最浓、影响也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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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7 与1970年12月事件相类似，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此次全国性罢工潮中再度扮演了先锋角色。较之以往，此次罢工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工人们采取的是职业罢工而非街头示威的形式；其二，罢工以与政府谈判并成立一个不受当局控制的、独立自治的工会组织为主要诉求。结果，波兰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1980年秋，波兰各地纷纷建立起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个体农民自治团结农会。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同年11月，华沙法院批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此后，工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短短数月间会员人数达到9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4，据统计，90%的波兰工人、1/3的共产党员加入了这一组织。电工出身的罢工领袖莱赫 · 瓦文萨当选为主席。根据团结工会的章程，维护工人利益、监督政府工作是其主要宗旨。但事实上，工会正式注册后不久，其内部主张社会政治化、促进社会中出现足以支配政府的政治力量并迫使当局依民意行事的一派，力量不断增强，并日渐占据上风。在其推动下，团结工会逐步走上了同波兰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29］其结果，不仅给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国家最终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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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09 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莫斯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波兰当局施压，要求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混乱状态。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致波兰党、政、军最高领导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中警告说，不得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作出让步，同时要求波兰领导人尽速对企图“在国内合法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30］12月13日，面对严峻的国内局势和苏联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瓦文萨在内的5000多名团结工会领导成员及其他反对派人士遭到拘捕。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外，中止一切工会组织与群众团体的活动，禁止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并对200多个大型国营企业和经济单位实行军管。政府的这一举措虽暂时缓和了危机局势，却无法化解国家与社会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更无力遏阻益形恶化的经济颓势。此时的波兰就像罹患了某种病症，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遭遇的种种困境与难题搅在一起，使整个国家充满了矛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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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11 80年代初的波兰危机如同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样，再次证实了两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其一，苏联无法稳定东欧的局势，无法为紧迫的问题找到答案；其二，当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试图自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或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时，如其行动达到了对苏联在东欧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苏联会以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方式确保自己对这些国家的控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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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13 戈尔巴乔夫修正历史错误，给东欧以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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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15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谁都没有对苏联的东欧的政策进行任何调整，依然严格奉行布拉格事件后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设定的“游戏规则”，即“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所谓“有限主权论”。即使是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在与东欧的关系问题上亦未越出这一雷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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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17 80年代的东欧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已危机重重，苏联自身也面临巨大困难，在石油降价、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的背景下，苏联已无力再在财政上支持东欧各国。另外，苏联要进行改革，需要与世界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它也必须放弃帝国政策，于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1987年11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系统论述了对改革和当今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仍然强调进一步推动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强华约各国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愿意给予东欧各国在推动国内经济、政治改革方面更大的自由行动的空间。［33］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表示，苏联将无条件地遵守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并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各党及各国独立地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34］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军事干预东欧事务的立场。在发言中，他说道：“新思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坚信这一原则对于国际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主权和独立，平等权利和不干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反对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客观历史进程的对立面。”［35］是年底，戈尔巴乔夫又在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发言中重复了这一立场。他强调，“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普世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适用的。除此之外，苏联还借此次会议向联合国作出重要承诺，声称在1990年底之前，除继续履行有关的裁军协定之外，准备将苏联军队、军备及设施撤出其驻守了40多年的东欧势力范围。［36］凡此种种，均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已被一种倡导不干涉东欧事务的新的苏东关系指导方针所取代，西方将此新方针称为“辛纳屈主义”。［37］进入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表述更加的频繁和直接。是年2月，戈尔巴乔夫明确宣称，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独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月，在与到访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告诉对方，包括匈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苏联对于匈牙利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务将不予以干涉。［38］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我们在自己的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39］东欧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直水土不服，早就想改变，苏联不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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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19 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前后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最后通过了《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件。第一份文件强调，波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制衡。第二份文件则有条件承认了团结工会，从而为随后双方的圆桌会议扫清了道路。［40］1989年2—4月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间举行的圆桌会谈是东欧多米诺骨牌连锁式倒塌的重要一环。长达两个月的会谈不仅对波兰后来的和平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东欧的政治多元化开了先河。1989年6月，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波兰分两个阶段举行了议会和参议院的选举。结果，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在两轮选举中均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公民委员会代表身份参选的团结工会候选人一举赢取了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99席以及色姆中所有开放议席。两个月后，波兰议会正式任命著名的团结工会顾问、《团结周刊》主编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这样，东欧出现了40年来首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41］紧随波兰之后走上剧变道路的是匈牙利。1988年5月，卡达尔在以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斯和爱国人民阵线主席波日高伊为首的党内改革派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交由格罗斯接任。此后，匈党改革派内部继续分化。1989年1月，在格罗斯外出之际，波日高伊擅自在电台采访中宣布，1956年匈牙利事件并非像官方史料所定论的那样，是场“反革命”，而是一次“人民起义”。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支持，波日高伊此举将格罗斯即刻置于被动防守境地。2月10—11日，匈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不仅接受了对1956年事件的重新评价，并且宣布同意实行多党制。［42］6月13日，匈党同意与各反对党及社会团体举行圆桌会议，就和平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协调彼此立场。经过近三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将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举行大选。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在如期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多数席位，并组成了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至此，匈牙利成为东欧第二个在没有发生社会震荡和政治紊乱情形下走向政治转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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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21 1989年9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东德政局随之变得紧张起来。10月6—7日，在东德举行40周年国庆庆典期间，德累斯顿、莱比锡、东柏林等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改革呼声无动于衷，矛头直指昂纳克。随后，昂纳克被以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赶下台。［43］克伦茨上台后表示，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然而，此后东德时局的急剧变化却令当局除了作出一个个让步之外，别无作为。11月9日，竖立达28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在这道被喻为“有形铁幕”的红砖瓦墙被推倒的那一刻，东德局势也被推向了无法逆转的境地。12月7日，当局与其他16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举行了首次圆桌会谈。会谈结果，各方同意于次年5月举行大选。1990年3月，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联盟共同组成的“德国联盟”以超过48%的选票赢得大选，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改组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得票率仅为前者的1/3左右。由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并入西德，自此从东欧这块特殊的地缘政治版图上消失。与东德相似，1989年在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改革尝试而反对派力量又相当薄弱的保加利亚，事态的戏剧性变化，与莫斯科的“干涉”不无关系。11月10日，保共召开中央全会，日夫科夫在会上意外地宣布辞去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过，局势的这一发展并非反对派组织施加影响的结果，而是由政治局内部以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为首的反日夫科夫力量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努力策动所致。此后，姆拉德诺夫一上台，立即承诺实施改革。起初，同苏联一样，保共并不打算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也无意实行多党制。但当东欧变局的冲击波袭来时，保加利亚的政治风向也迅速发生了逆转。12月7日，由十几支反对派力量联合组建的“民主力量联盟”，提出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举行竞争性选举等要求。1990年1月—3月，经过两轮圆桌会议，保共同意了反对派的要求。1991年10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新一轮大选中，由保共改组而来的社会党遭到惨败并被彻底赶出政府。自此，保加利亚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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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23 戈尔巴乔夫原本希望通过“不干涉主义”，或是一种在他看来用意良好的“干涉主义”，促使东欧各国接受“新思维”，将公开性和多元化奉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然而，事与愿违，在东欧，无论是每每走在改革前列的国家，还是始终故步自封、拒斥革新的国家，最终都未能通过改革走出困局。对于这一结果，苏联选择了接受而未予干预。事实表明，一旦莫斯科容忍了任何一个华约国家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他国家都会随之发生同样的变化。这便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东欧历史呈现出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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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25 透过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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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27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东欧为何剧变、苏联何以解体的讨论还远未结束。就前者而言，如果仅将目光锁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动荡迷离的那几年，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表象，亦即所谓的“循环影响流”效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辛纳屈主义”解开了东欧身上的缰绳，获得了“松绑”的东欧各国最后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回归欧洲的路程；东欧获得自由的结果，鼓舞了一直试图摆脱联邦、寻求独立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的相继独立，最终一步步地导致了苏联自身的解体。［45］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论，即东欧剧变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放任自流、未予干涉造成的结果，因此，是他“葬送了”东欧的社会主义，而由此引发的苏联自身的解体，也是他自当吞下的一杯苦酒。不可否认，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有关，然而，如同美国政治学家亚当 · 普沃斯基所言，苏联干预的威胁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只是一种约束，是“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水就会一泻而出。约束是外在的，而动力则是内生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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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0729 因此，透过表象，应当看到东欧剧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从前文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与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实行的政策不无关系，甚至是直接的关系。择其要者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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