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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不应该简单化的过程”。“把‘我的’,即私有制的,变成‘我们的’,即公有制的,并非易事。”劳动者“取得做主人的权利同当家做主——成为真正的、聪明的和勤勉的主人——远不是一回事。”[4]这就是说,在苏联所有制的变革远未完成,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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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要从理论上把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区别开来。占有方式是说明生产发展的方向、生产目的和社会结构,它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内容:经营方式是揭示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通过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从经济上实现这种占有方式。苏联建立了公有制,这就可使占有形式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了。但是,这种适应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要通过不断改造经营方式和方法,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能主动地相适应。因此,完善经济机制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实现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规律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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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为改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免受所有制理论禁区的束缚。因为按这种观点,改革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经营方式,而不是改革占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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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判超越生产力水平而一味追求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做法,强调苏联现阶段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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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不少学者写文章指出,现在该是更坚决地取消为居民服务的各种个体劳动活动限制的时候了。[5]建议把修表、照相、理发、修鞋等行业交给个人去干。一些小商店可以试验在合同的基础上租包出去等等。一些学者还认为,考虑到服务部门是个体劳动这一特点,最合适的办法是租赁制。租赁时间三年左右为好。租赁时,应该采用招标的方法,只租给那些能保证完成服务项目和质量要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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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持以下的观点:所有制关系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不断地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而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所有制关系成熟程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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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安德罗波夫时期,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制的理论进行的探索,提出的看法,更接近于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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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制理论的变化有关,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一再强调只有在每个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当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从改革体制角度看,这一年多来,苏联在探索民主管理问题时,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把民主管理与改革体制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使劳动者感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这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也是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作用的客观前提;二是把发展民主管理与发展社会自治联系起来。不少学者强调,在当前苏联的条件下,生产管理的民主化不仅要向广度发展,而且要向深度发展,最后导致质变:把劳动者参加管理变成生产自治。关于这一点,安德罗波夫也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在于找出现阶段苏联社会与共产主义自治理想的差别,而是要探索不断完善发扬民主、扩大劳动者在生产中,在所有社会实践中主人翁权利及作用的新方式方法。这正是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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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上台后,随着所有制理论的松动,在农业中着力推行集体承包制。为什么要在农业中着力推行这一政策呢?对此,美国格拉斯哥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亚历山大 · 诺夫教授,在1983年5月访华时,在其所作的讲演中,较多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近20年来,苏联在农业上投资相当大,但效率相当低,这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是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旧俄时,每个农民在抢收时每天劳动达16个小时,而现在只劳动7小时;二是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报酬同生产成果没有有机地联系起来。只要完成定额不管质量如何,都可以得到报酬和奖励;三是在农业计划中,苏联地方党政机关对农业生产干涉太多,这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道路、仓库和必要的包装材料。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食品价格偏低影响农业生产,工业对农业缺乏帮助和农业生产本身的组织等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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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为了在农业中大力推行集体承包制;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各级党政领导与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调推行集体承包制是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是召开一系列会议,如1983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加强在农庄、农场中推行集体承包制的组织工作问题。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的有关指示,在同年3月18—19日苏联召开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州(边疆区)委书记、农业部长(局长)以及许多农工综合体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推广农业集体承包制问题。接着,公布了《关于在种植业组织集体承包单位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这个《建议书》为各地实行集体承包制规定了统一的原则与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种植业集体承包单位的建立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按最终成果支付集体劳动报酬,根据个人贡献在承包组织成员之间分配集体工资;承包组织的规模不宜太大,以发挥集体工资的刺激作用;必须保证给承包单位提供技术设备和其他资源;在自愿基础上建立承包单位,通过选举产生其领导人;承包单位同农庄、农场领导通过签订合同建立经济核算关系;承包单位有解决生产问题的自主权等。文件规定在种植业中可以建立专业化单位、综合性单位和机械化单位等三种类别的集体承包组织。给承包单位规定的产品生产任务应有充分的根据,年度生产任务的计划工作应从编制或修订工艺图表开始,在规定各类作物的单产和总产时既要考虑到土地质量,还要考虑到种子质量和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给情况。由承包单位领导人定期登记本单位完成的农活量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情况,每月填写工作时间登记表,作为计算每月预付数额的根据。文件详细规定了计算劳动报酬和进行物质刺激的具体办法,包括产品工资单价的计算、计时预付款项的确定、按产品计算报酬和发放奖金等。承包组织在年终分配集体工资时可以采用劳动参与系数。在确定劳动参与系数时,把“我”作为基础系数,每个工作人员的实际劳动参与系数按其劳动情况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基础系数。《建议书》具体罗列了提高或降低劳动参与系数的各种因素和相应的数额。该文件还明确规定:因发生自然灾害而引起单产急剧下降、庄稼枯死的情况下,可按照承包组织种植农作物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向承包组织成员支付全数工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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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材料分析,在种植业推行集体承包的小组,其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要高20%—30%,其他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投资回收率等,也体现了优越性。但农业集体承包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少地方流于形式,集体承包制本身很不完善。因此,在推行高潮的1983年,在种植业中实行集体承包制的单位占30%左右。这些承包单位中大约有1/3的组织缺乏承包的必要基础,随时都可能解散。我们上面提到的诺夫教授访华报告中,对苏联农业中推行集体承包制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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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规模很大,这给各组、各小组如何完成合同计划、各小组种植哪些作物等造成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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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劳分配”是分配劳动报酬制度的原则,但是由于各个小组的工作量不同,劳动强度不一样,因此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比较合理,这是一个难题,地方政权一时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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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庄、农场的领导人在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在过去一切遵照由上级下达的指令执行。而现在,对下,要对每一个庄员、农场职工负责;对上,要对区级领导和更高一级领导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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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立包工小组后,物资技术供应问题如何解决,也就是说,农用机器设备、化肥等如何供应,由谁供应等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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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虽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83年工业产值出现了回升,增长率为4.2%,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这均好于1982年。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特别是体制改革进展十分有限。在他逝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尽管有矛盾,但总体上是肯定的。有人认为,这个时期“是改革到来之前的序幕和序曲。安德罗波夫走上岗位后,国家开始觉醒,开始从停滞年代的政治休眠状态中走了出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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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所有制理论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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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所有制理论的探索,在不少方面与安德罗波夫时期提出的观点相似,如安德罗波夫提出,“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而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它是处于运动之中的”,需要“经常的调整”。[11]又如,安德罗波夫强调,在现阶段的苏联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而戈尔巴乔夫一再提倡要发展合作社,在合作社所有制问题上,应有完全明确的认识。他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由于过去把苏联合作社所有制看做是某种“二等的”、没有前途的,因而产生了“严重后果”,“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小损失”。有的学者还提出,合作化已经结束的结论做得过早了,现在应该在城市真正地开展合作化运动。[12]与此相联系,各类租赁承包形式也得到发展。过去是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现在相反,已出现了把长期亏损的农场和农庄,改为合作社经济,由劳动集体加以租赁。为了发展合作社所有制,1988年5月,苏联还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再如,安德罗波夫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数量的个体劳动活动是“符合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这一问题的理论变化,其直接结果是,苏联于1986年11月通过了《个体劳动法》。该法从1987年5月1日起生效。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个体劳动的法律,也是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大措施。该法规定,在生产和服务行业中可以从事29种个体劳动,对搞活苏联经济,缓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起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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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新观点的主要特点是与发挥人的作用、落实人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紧密连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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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解决人的问题与向市场经济过渡密切相关,而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改革所有制,改革所有制又必须对传统所有制关系进行再认识。他认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思想,只能在深入批判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形成,而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是所有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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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决人、发挥人的积极性、使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等角度来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除沿袭安德罗波夫有关所有制的上述论述外,还特别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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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完善经济管理体制与完善公有制是同一个过程,是不可分的。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生产者取得主人的权利同成为真正和有主动精神的主人,这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还需要长期熟悉自己作为整个社会财富最高的唯一的所有者的新的地位,这就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熟悉、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另外,要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真正的主人,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做大量工作,即只有在那种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经济管理体制条件下,才能做到。因此,必须认识到,要完善和发展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必须完善和发展经济管理体制。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同一个过程。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自治,亦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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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所有制的一些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新看法。例如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证,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就其物质内容、形成的来源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有决定性的差别。全民所有制是由于当初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实行国有化而形成的,后在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发展巩固。从经济意义说,就形成的根源而论,全民所有制是第一性的。从狭义上讲,国家所有制作为“国家机关系统的所有制”是这样形成的:从第一性的所有制中拨出一部分,用以满足国家机关的需要,因而从经济形成意义上说国家所有制是第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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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民所有制理解为国家即国家机关或者某个机关所有,这是广泛实行行政命令管理,压制企业主动性和对企业进行琐碎监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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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推行,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日益明确所有制的改革方向是非国家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认为这一改革方向是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与管理相结合最重要的途径。戈尔巴乔夫指出,“当前所理解的市场否定了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垄断,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经济与政治的平等”,“在向市场过渡时,需要订出一些首要措施。搞国营企业股份化,创造现实的经营自由,将小企业和商店出租,把住房、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及一部分生产资料纳入买卖领域”。[13]在以戈尔巴乔夫总统名义提出并在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基本方针》这一文件中指出,使财产非国有化和民营化,实行土地改革,应是在向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一开始就应实行的一项非常性措施。该文件还就如何实行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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