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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还存在或者还需要保留商品生产，原因是存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与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形式。斯大林解释说，“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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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比他的资本主义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与要消灭商品生产等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也说明，不管斯大林手中有多大权力与对消灭商品生产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得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需要商品生产，这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应看到，斯大林对存在商品生产原因的论述，在理论上是肤浅的和不彻底的，远不是全面的。后来，对斯大林的上述观点，不少苏联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除了由于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一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社会分工；个人所有制；给社会主义工作者的劳动以必要的物质刺激；由于劳动条件的不同，在通过劳动产品交换活动时必须保持等价和使用劳动产品彼此相等，这种相等要求利用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等价物；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要保持其等价性就必须有商品形式。还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交换的有偿性视为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最根本原因；另外，苏联与外国进行对外经贸联系也需以商品形式进行；等等。总之，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种形式去说明，那么，一旦集体农庄所有制发展成全民所有制之后，商品生产的命运为何呢？按斯大林的说法，那就不存在了。他说，“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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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存在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斯大林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33］斯大林在这里强调“特种”商品生产，其主要用意是坚持在苏联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有的经济范畴，如“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34］。并且强调，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一看法，是前面有关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直接引申，既然主要是因为集体农庄只能接受商品交换形式才产生存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那么国民经济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在内部运行时所有者不变，仍然是国家，这样一来，生产资料只是形式上是商品，保留着商品的外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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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斯大林的看法是：价值规律“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35］价值规律与其他规律一样，不是“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36］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性看法是：“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37］在这里，斯大林有两点是正确的：一是明确说，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价值规律，二是说，价值规律是不能改造的。但极为重要的是，他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这样，就把这个规律的作用从生产领域驱逐到流通领域。在斯大林看来，价值规律对生产调节作用只能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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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上述看法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与价值规律是不能改造的观点又是矛盾的。生产是个统一的过程，价值规律又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斯大林怎么能把它的作用主要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领域呢？在他看来，编制的年度计划与五年计划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换言之，在苏联的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主要领导人意志的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成为生产的调节者。但是正是这种调节者的作用，才使苏联经济畸形和比例失调发展到难以令人置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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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上述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讲，其目标是要使苏联朝着逐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向发展，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坚持产品经济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理解的出发点是：直接社会的、有计划的生产。而商品货币关系是被迫利用的形式而已。至于谈到市场经济，在斯大林时期是绝对不允许使用的概念。有些学者批判说，“各色各样的‘市场’观点也同样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需要格格不入。不管主观愿望如何，这些观点必然同右倾修正主义观点合流”。在这方面应特别指出，以上分析的产品经济观是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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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经济理论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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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条件来看，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垄断理论的局面结束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了。赫鲁晓夫为了推进改革，要求在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克服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言中强调，“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探讨经济科学的阶段了”，“由于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脱离实际，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书呆子习气的坏毛病的实质不单纯在于染上这种毛病的人所作的引证是否恰当，而在于他们认为真理的最高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人士对某一问题的言论。他们丧失了研究具体实际情况的兴趣，他们用选择引文和巧妙地搬弄引文来代替一切。他们认为稍微违反引文就是修改原理。书呆子们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害处。”他还批评说：“经济学家没有好好地研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我们的建筑师一味奢侈浪费，不考虑人民的戈比，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中还是常常不计算生产一公担谷物、肉类的费用，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也反映出经济学家没有研究价值规律如何具体在我国经济中起作用这个问题。”另外，赫鲁晓夫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对农产品采购价格制度的改革，对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广泛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在确定国民经济各种比例时，开始考虑到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时考虑到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实践中已突破了斯大林的一些经济理论的束缚。同时，也应看到，苏联经济理论界，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对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已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并对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十分有益的先导作用。下面我们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根据这一期间苏联报刊和一些论著的材料作一简要的介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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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与必要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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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都以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为理由解释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苏联在苏共二十大后，1957年5月，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利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苏联经济理论界联系实践展开了广泛讨论，对发展商品货币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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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广泛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问题。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К · 院士作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及其特点》的报告。他坚持这样的论点：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同时，他批判了这样的理论：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似乎不是商品，而只具有商品的纯粹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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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发言者中间，只有少数人（斯皮里多诺娃 · Н · С · 、阿洪多夫 · Б · Ю · 、维亚齐明 · И · 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所有制形式这一解释。其他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人则注意到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К · 在逻辑上的混乱，因为他以为下面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即在国营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商品；但同时，他又认为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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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季亚钦科 · В · п · 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性质作如下的解释才是正确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们决定着社会劳动的独特性质，而社会劳动又决定着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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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会议后，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问题，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在1959年10月顿河罗斯托夫市高等院校的会议上，在有关报刊和书籍中继续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观点，其内容已由普拉沃托罗夫 · г · Б · 汇编成册，并作了说明，普拉沃托罗夫得出的结论是：其中每一种观点都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综合，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每种观点的维护者们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都能找到不论是立足点、论据体系或最后结论方面的缺点。作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表明有必要继续开展研究工作，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而马拉菲耶夫 · А · Н · 认为，对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各种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的个别方面联系起来，可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主要原因，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中，即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去寻找。但是这样的回答仍旧很一般，因为商品货币关系本身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因素。在我们看来，商品生产的直接原因在于，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多种多样的。以国营企业为一方，集体农庄为另一方，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关系，彼此是独立的。各个集体农庄，作为不同的所有者，是彼此独立的。各个国营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占有者，也是彼此独立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在副业经济中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就是它们的个人所有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他们所获得的收入的所有者。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各个不同环节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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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以为通过纯粹逻辑的论证来解释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温热尔 · В · г · 在论证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援引了“来自实践”的理由。他说道：“苏联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没有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不可思议的。”帕什科夫 · А · 号召正视事实。他说，现在也许是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严肃地对待在苏维埃经济中存在已不止一个十年的商品生产，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早已为实践本身所证实的时候了。他接着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实践令人信服地、不容置辩地证明：没有商品生产，没有使城乡、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相联系的市场形式，无论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营活动都不可能顺利地开展。过渡时期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早于1921年已在列宁的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得到了证实。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也早已于30年代初期，在同所谓‘左派空谈家’的斗争中同样得到了证实，由于新经济政策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左派空谈家’们便硬说贸易、货币、银行体系以及商品生产的其他因素和杠杆似乎在当时已面临末日”，“以后的全部实践也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集体农庄农民，而且对工人阶级来说，贸易、市场仍然是经济联系的必要形式，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党也不可能向劳动人民提出更好的形式来代替这个经过人类几千年实践的考验和检查的联系形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应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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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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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是否起作用的问题，也是一直存在争论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这个时期，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它只存在商品关系的外表形式，商品货币关系的空虚性表明，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有的学者对此解释说，社会主义生产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直接上不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只要有商品生产存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不是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品货币关系，而是通过广泛利用价值范畴而向前进步的。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中，价格、利润、工资等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范围。之所以说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因为这种商品生产不是自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不是以劳动工具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形式。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制度不仅包括商品生产的经济杠杆，而且是和合理地利用它们分不开的。第三种观点是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主张对商品货币关系要充分利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那种只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仅仅是产品的商品货币形式，而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内容或没有内容的形式。商品、价格、货币、利润以及与价值规律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其他范畴，并不只是外表形式，或只是简单的核算劳动和计算成本的工具。这些范畴和经济杠杆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它们本身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固有的，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分离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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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二十二大前这一时期的讨论情况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必要的。但也应看到，还有不少的学者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形式并不反映商品的内容，而价值规律似乎不起作用。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赫辛 · H · 和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之间就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赫辛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所以在书籍中所碰到的诸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这样一类提法，应该说是不正确的。按照他的意见，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关系的形式，但是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种关系的实质。商品形式的空虚性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而价格政策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全部规律的要求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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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学者的发言中，也往往低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针对赫辛等人的发言说道：“我听了赫辛同志的发言，之前还听了科尔加诺夫同志的发言，使我想起了1951年的经济讨论会，我似有‘车到现在还没动’之感。我忽然想到，否定苏维埃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说法，在我国1941年以前曾风行一时，正像解释商品生产的核算分配观点在我国曾一度占优势地位一样，但都早已成为历史的档案。”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还指出赫辛 · H · 等人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以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在于使形式脱离内容并学究式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实际上，赫辛 · H · 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持赫辛相同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阿特拉斯 · B · 教授，他在1959年的会议上说：“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商品货币形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决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看作商品经济制度的变种，即使加上‘特种’两个字。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实质上并不是商品生产。”阿特拉斯说不是商品生产，而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继承下来的商品货币形式。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认为阿特拉斯把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因而不止一次地自相矛盾。他错误地把直接社会生产同商品生产对立起来，企图以此来加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生产非商品性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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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讨论会之后，在苏联出版的学术专著中，还不断出现否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等人，也在自己的论著中不断批判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任务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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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苏共二十大后，围绕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展开的理论讨论，使苏联经济理论前进了。特别是1957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这次讨论会，在推动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地扩大和完善整个社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而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这一原理得到了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人的支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它为运用经济核算、赢利、价格形成和基建投资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在经济理论上提供了基础。例如，有的学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在价格形成方面研究的四个问题：第一，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苏联的价格动态；第二，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关系；第三，生产资料的价格体系；第四，国民消费品的零售价格。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涉及如何正确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又如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就基建投资效率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学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只包括消费品生产领域，还包括生产资料生产领域。承认这一论点是以后接着而来的对基建投资和新技术效率问题开展讨论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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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举行了这些问题的全苏科学技术会议，会议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科学技术协会全苏委员会经济与生产组织委员会召开，参加者约800人。会议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实质在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即降低产品价值。这在解决效率问题时考虑到价值规律作用方面跨出了一步。会议认为，将国民收入实际额的增长同为此所必需的基建投资进行对照的原则是确定国民经济范围内基建投资经济效率的基础。为了选择最有效的投资方案，会议建议将追加投资回收率的期限同这一指标的标准值进行对照，并利用其他的技术经济指标，也包括生产的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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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的各种建议，制订了《确定苏联国民经济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标准方法学》。该方法学提供了比较效率的标准系数（回收率数值、回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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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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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多次举行的经济理论讨论会，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斯大林有关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缩小商品流通、用产品流通代替商品流通和忽视价值规律作用持批判态度，强调要在新的条件下，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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