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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13 1961年10月，不论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还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的报告，都强调要重视经济科学的研究，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物质刺激和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苏共纲领》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正确结合，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核算，力求做到严格的节约、减少损失、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应当经常改善价格制度……价格应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反映必要劳动消耗，保证能补偿生产和流通费用，使每一个正常工作的企业得到一定的利润。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不断地、有经济根据地降低价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当社会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不要按劳分配，不要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像价格、利润、财政、信贷这样一些范畴是不行的。”他接着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的杠杆、卢布监督、价格、利润。我们应该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应该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用，更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自己集体的良好工作，来扩大生产。研究和采用集体刺激的形式，使每个工作者不只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且关心全部集体劳动的成果，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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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15 勃列日涅夫时期商品经济理论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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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17 列宁以后的苏联各届主要领导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灭火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已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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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19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41］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2］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3］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通过改革来改革苏联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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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21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但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十分卖力的，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是最起劲的，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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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23 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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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25 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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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27 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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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29 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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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1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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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3 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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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5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社会直接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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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7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了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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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9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中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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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1 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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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3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巴秋林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各个集体的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做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似乎它是行政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计划服从市场；（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巴秋林批判这一理论时指出，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决定生产过程的主要比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效果提高的不是计划，而是自发作用的市场。计划的作用仅仅被归结为消极地反映市场行情，使经济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强调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用各个企业的互相作用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按照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企业应当同国家分离，而经济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他还尖锐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右倾修正主义者提出三种人为的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国家所有制（运输业、邮电业、动力、林业）、企业所有制（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和私有制（小型的和中型的私营企业和“合营”企业）。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的“侵蚀”，它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44］十分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官方理论仍然是：解决国民经济计划比例的是靠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而不是利用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一个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计划化，另一个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机制。这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不能凑合在一起。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45］另外，在苏联官方看来，主张市场调节作用，企业就会要求过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导致企业自治，脱离国家轨道，因此认为，正是在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来“冲垮”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还断言，这些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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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5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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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7 戈尔巴乔夫时期从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到认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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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9 苏联在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问题。应该说，在理论认识上都未取得实质进展，都没有摆脱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这一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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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1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有较大发展。这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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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3 第一，从领导到学术界，都强调要克服长期以来的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应该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成见。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又指出：“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偏见，以及往往把它们当成某种异己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起来的做法，导致了经济中的唯意志态度，导致了对经济核算制估计不足，以及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在价格形成中产生了主观主义原则，破坏了货币流通，不重视调节供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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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5 第二，普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有机地列入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的，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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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7 第三，在《企业法》中明确指出了“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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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9 第四，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应该从整个管理经济体制中的辩证统一和相互补充出发来考虑计划性与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另外，从这次全会通过的有关文件来看，苏联的经济改革是朝着形成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市场、资金市场、合同价格方向发展，并扩大自由价格应用的范围与加深市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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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61 第五，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竞争的必要性。苏联强调，要限制垄断和开展竞争，不能把“竞争”这个词与“私人资本主义”紧紧联在一起，竞争不是恶语。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除了有其无人性、危害社会的消极作用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起着积极作用，它促进科技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在苏联，竞争必将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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