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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都以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为理由解释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苏联在苏共二十大后，1957年5月，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利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苏联经济理论界联系实践展开了广泛讨论，对发展商品货币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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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广泛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问题。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К · 院士作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及其特点》的报告。他坚持这样的论点：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同时，他批判了这样的理论：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似乎不是商品，而只具有商品的纯粹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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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发言者中间，只有少数人（斯皮里多诺娃 · Н · С · 、阿洪多夫 · Б · Ю · 、维亚齐明 · И · 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所有制形式这一解释。其他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人则注意到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К · 在逻辑上的混乱，因为他以为下面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即在国营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商品；但同时，他又认为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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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季亚钦科 · В · п · 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性质作如下的解释才是正确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们决定着社会劳动的独特性质，而社会劳动又决定着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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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会议后，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问题，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在1959年10月顿河罗斯托夫市高等院校的会议上，在有关报刊和书籍中继续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观点，其内容已由普拉沃托罗夫 · г · Б · 汇编成册，并作了说明，普拉沃托罗夫得出的结论是：其中每一种观点都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综合，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每种观点的维护者们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都能找到不论是立足点、论据体系或最后结论方面的缺点。作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表明有必要继续开展研究工作，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而马拉菲耶夫 · А · Н · 认为，对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各种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的个别方面联系起来，可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主要原因，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中，即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去寻找。但是这样的回答仍旧很一般，因为商品货币关系本身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因素。在我们看来，商品生产的直接原因在于，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多种多样的。以国营企业为一方，集体农庄为另一方，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关系，彼此是独立的。各个集体农庄，作为不同的所有者，是彼此独立的。各个国营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占有者，也是彼此独立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在副业经济中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就是它们的个人所有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他们所获得的收入的所有者。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各个不同环节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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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以为通过纯粹逻辑的论证来解释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温热尔 · В · г · 在论证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援引了“来自实践”的理由。他说道：“苏联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没有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不可思议的。”帕什科夫 · А · 号召正视事实。他说，现在也许是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严肃地对待在苏维埃经济中存在已不止一个十年的商品生产，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早已为实践本身所证实的时候了。他接着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实践令人信服地、不容置辩地证明：没有商品生产，没有使城乡、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相联系的市场形式，无论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营活动都不可能顺利地开展。过渡时期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早于1921年已在列宁的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得到了证实。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也早已于30年代初期，在同所谓‘左派空谈家’的斗争中同样得到了证实，由于新经济政策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左派空谈家’们便硬说贸易、货币、银行体系以及商品生产的其他因素和杠杆似乎在当时已面临末日”，“以后的全部实践也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集体农庄农民，而且对工人阶级来说，贸易、市场仍然是经济联系的必要形式，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党也不可能向劳动人民提出更好的形式来代替这个经过人类几千年实践的考验和检查的联系形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应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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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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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是否起作用的问题，也是一直存在争论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这个时期，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它只存在商品关系的外表形式，商品货币关系的空虚性表明，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有的学者对此解释说，社会主义生产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直接上不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只要有商品生产存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不是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品货币关系，而是通过广泛利用价值范畴而向前进步的。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中，价格、利润、工资等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范围。之所以说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因为这种商品生产不是自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不是以劳动工具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形式。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制度不仅包括商品生产的经济杠杆，而且是和合理地利用它们分不开的。第三种观点是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主张对商品货币关系要充分利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那种只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仅仅是产品的商品货币形式，而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内容或没有内容的形式。商品、价格、货币、利润以及与价值规律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其他范畴，并不只是外表形式，或只是简单的核算劳动和计算成本的工具。这些范畴和经济杠杆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它们本身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固有的，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分离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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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二十二大前这一时期的讨论情况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必要的。但也应看到，还有不少的学者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形式并不反映商品的内容，而价值规律似乎不起作用。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赫辛 · H · 和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之间就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赫辛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所以在书籍中所碰到的诸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这样一类提法，应该说是不正确的。按照他的意见，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关系的形式，但是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种关系的实质。商品形式的空虚性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而价格政策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全部规律的要求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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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学者的发言中，也往往低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针对赫辛等人的发言说道：“我听了赫辛同志的发言，之前还听了科尔加诺夫同志的发言，使我想起了1951年的经济讨论会，我似有‘车到现在还没动’之感。我忽然想到，否定苏维埃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说法，在我国1941年以前曾风行一时，正像解释商品生产的核算分配观点在我国曾一度占优势地位一样，但都早已成为历史的档案。”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还指出赫辛 · H · 等人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以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在于使形式脱离内容并学究式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实际上，赫辛 · H · 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持赫辛相同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阿特拉斯 · B · 教授，他在1959年的会议上说：“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商品货币形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决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看作商品经济制度的变种，即使加上‘特种’两个字。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实质上并不是商品生产。”阿特拉斯说不是商品生产，而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继承下来的商品货币形式。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认为阿特拉斯把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因而不止一次地自相矛盾。他错误地把直接社会生产同商品生产对立起来，企图以此来加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生产非商品性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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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讨论会之后，在苏联出版的学术专著中，还不断出现否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等人，也在自己的论著中不断批判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任务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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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苏共二十大后，围绕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展开的理论讨论，使苏联经济理论前进了。特别是1957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这次讨论会，在推动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地扩大和完善整个社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而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这一原理得到了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人的支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它为运用经济核算、赢利、价格形成和基建投资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在经济理论上提供了基础。例如，有的学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在价格形成方面研究的四个问题：第一，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苏联的价格动态；第二，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关系；第三，生产资料的价格体系；第四，国民消费品的零售价格。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涉及如何正确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又如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就基建投资效率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学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只包括消费品生产领域，还包括生产资料生产领域。承认这一论点是以后接着而来的对基建投资和新技术效率问题开展讨论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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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举行了这些问题的全苏科学技术会议，会议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科学技术协会全苏委员会经济与生产组织委员会召开，参加者约800人。会议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实质在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即降低产品价值。这在解决效率问题时考虑到价值规律作用方面跨出了一步。会议认为，将国民收入实际额的增长同为此所必需的基建投资进行对照的原则是确定国民经济范围内基建投资经济效率的基础。为了选择最有效的投资方案，会议建议将追加投资回收率的期限同这一指标的标准值进行对照，并利用其他的技术经济指标，也包括生产的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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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的各种建议，制订了《确定苏联国民经济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标准方法学》。该方法学提供了比较效率的标准系数（回收率数值、回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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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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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多次举行的经济理论讨论会，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斯大林有关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缩小商品流通、用产品流通代替商品流通和忽视价值规律作用持批判态度，强调要在新的条件下，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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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不论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还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的报告，都强调要重视经济科学的研究，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物质刺激和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苏共纲领》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正确结合，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核算，力求做到严格的节约、减少损失、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应当经常改善价格制度……价格应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反映必要劳动消耗，保证能补偿生产和流通费用，使每一个正常工作的企业得到一定的利润。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不断地、有经济根据地降低价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当社会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不要按劳分配，不要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像价格、利润、财政、信贷这样一些范畴是不行的。”他接着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的杠杆、卢布监督、价格、利润。我们应该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应该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用，更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自己集体的良好工作，来扩大生产。研究和采用集体刺激的形式，使每个工作者不只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且关心全部集体劳动的成果，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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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商品经济理论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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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以后的苏联各届主要领导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灭火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已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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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41］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2］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3］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通过改革来改革苏联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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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但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十分卖力的，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是最起劲的，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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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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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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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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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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