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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1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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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3 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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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5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社会直接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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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7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了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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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39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中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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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1 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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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3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巴秋林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各个集体的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做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似乎它是行政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计划服从市场；（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巴秋林批判这一理论时指出，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决定生产过程的主要比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效果提高的不是计划，而是自发作用的市场。计划的作用仅仅被归结为消极地反映市场行情，使经济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强调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用各个企业的互相作用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按照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企业应当同国家分离，而经济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他还尖锐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右倾修正主义者提出三种人为的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国家所有制（运输业、邮电业、动力、林业）、企业所有制（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和私有制（小型的和中型的私营企业和“合营”企业）。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的“侵蚀”，它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44］十分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官方理论仍然是：解决国民经济计划比例的是靠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而不是利用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一个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计划化，另一个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机制。这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不能凑合在一起。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45］另外，在苏联官方看来，主张市场调节作用，企业就会要求过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导致企业自治，脱离国家轨道，因此认为，正是在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来“冲垮”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还断言，这些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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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5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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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7 戈尔巴乔夫时期从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到认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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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49 苏联在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问题。应该说，在理论认识上都未取得实质进展，都没有摆脱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这一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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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1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有较大发展。这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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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3 第一，从领导到学术界，都强调要克服长期以来的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应该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成见。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又指出：“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偏见，以及往往把它们当成某种异己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起来的做法，导致了经济中的唯意志态度，导致了对经济核算制估计不足，以及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在价格形成中产生了主观主义原则，破坏了货币流通，不重视调节供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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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5 第二，普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有机地列入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的，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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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7 第三，在《企业法》中明确指出了“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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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59 第四，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应该从整个管理经济体制中的辩证统一和相互补充出发来考虑计划性与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另外，从这次全会通过的有关文件来看，苏联的经济改革是朝着形成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市场、资金市场、合同价格方向发展，并扩大自由价格应用的范围与加深市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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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61 第五，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竞争的必要性。苏联强调，要限制垄断和开展竞争，不能把“竞争”这个词与“私人资本主义”紧紧联在一起，竞争不是恶语。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除了有其无人性、危害社会的消极作用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起着积极作用，它促进科技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在苏联，竞争必将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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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63 第六，随着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方案的讨论，苏联终于在1990年结束了“市场经济”是个禁区的局面，而是把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全世界的经济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有活力和效率的。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完全是由人的利益决定的，目的在于建立起面向社会的经济，使全部生产面向消费者的需求，克服商品短缺和排长队的耻辱，切实保证公民的经营自由，为鼓励热爱劳动、创造性、主动性和高生产效率创造条件”，“向市场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并不矛盾。只有市场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方向结合，才能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财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扩大”，“市场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能保证在全体生产者活动十分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使经济保持平衡，保证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市场要求生产具有灵活性，并能迅速接受科技进步的成果”，“向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同世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我国公民得以利用文明的一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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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6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苏联改变经济理论，实行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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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67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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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6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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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7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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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7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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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7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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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77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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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17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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