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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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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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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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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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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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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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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下两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与必要性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一些观点的材料，除了脚注注明的外，笔者引用了苏联学者有关介绍（见（苏）马拉菲耶夫 · А · Н · 著，马文奇等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今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8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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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转引自陆南泉等编著：《苏联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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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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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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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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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参见（苏）巴秋林 · A · 著，陈慧等译：《计划经济管理方法》，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3、136—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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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苏）《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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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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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0．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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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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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过克服“左”、右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才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艰难，丝毫不亚于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如果说从1911年算起，到1935年最终找到正确领导的话，经历了24年的时间；如果从1921年算起的话，则经历了14年的时间。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则经历了几乎30年的时间。在这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由遵循新民主主义论到放弃新民主主义论，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着手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探索自己道路时，原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上了苏联走过的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战略”的老路；紧接着，满以为我们在吸取苏联教训，“反修防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以及“草木皆兵”、大搞阶级斗争的老路。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作出了种种巨大努力，其间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严格说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最终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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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找到正确途径，把中国建设的列车开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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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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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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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正像布哈林所说，是逐渐趋向缓和的。但是，斯大林却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性片面化、绝对化；同时，又几乎把所有矛盾斗争都解释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1927年底—1928年初因计划和管理错误而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将其直接原因解释为“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激化；对1928年春主要由偶然技术原因而引起的沙赫特煤矿事故，斯大林却解释为是资产阶级专家同国际资本勾结，而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导致进行了50天审判，最后5人被处决、40多人被判刑的“沙赫特事件”。从此，便开始了对“富农”和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连续不断的斗争。此后，继续扩大阶级斗争，不仅把同党内一系列反对派的分歧和争论统统视为阶级斗争，还把同老布尔什维克、被列宁称之为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意见分歧同样看成阶级斗争；不仅把文化界、学术界人们所持的不同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一律政治化，上升为阶级斗争，还把经济领域和工业战线在“大跃进”、劳动竞赛中，因设备超负荷运行而发生的机器损坏、残次品增加，统统视为“人民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草木皆兵，敌人越抓越多，最后发展为30年代的“大清洗”和战后持续进行的一系列政治镇压运动。斯大林这样搞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连续不断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批判、大斗争。原本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即应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1］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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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在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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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战略性转变，可以说是对苏联模式的一个巨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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