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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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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斯大林提出的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并在1936年的宪法中对此作了郑重宣布。按照这一基本思想，仅仅过了三年，在1939年的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2］斯大林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共产主义“完全可能”，［3］因此，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当苏联还处于国民经济大破坏状态时，斯大林就宣布要进行一系列“共产主义建设工程”。按照斯大林这一思路，赫鲁晓夫进一步宣称，苏联要在20年内（1960—1980）建成共产主义。赫氏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虽然有所保留，但仍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整个苏联时期，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几乎所有脱离现实的“左”的倾向，大都源自这一“超阶段论”的思想。仅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提出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前提，其“经济条件”，是要求“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要求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共同体”业已产生，“民族共同体”的友好关系已“牢不可破”；而“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得到“普及和树立”。这些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状况的要求，实际上掩盖了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端和危机，延误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从而酝酿了未来更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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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曾接受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继“三大改造”后立即倡导并发动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是把人民公社当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提出来的，因此就出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认为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离实现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了，只要几年时间就可到达。如果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是从1917年夺取政权到1936年，是经历了19年的话，我们宣布实现社会主义，则仅仅经过了从1949年到1956年，花费了7年时间；如果苏联宣布从“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1936年到赫鲁晓夫宣布实现共产主义的期限是1980年，前后为44年，我们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建立人民公社和“不太遥远的”共产主义，时间则缩得更短。后来我们的说法虽然大大后退了，放弃了那种过火的狂热宣传，但对社会主义阶段性问题并没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从1958年到“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等人对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仍不断进行狂热宣传，并一度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从这种情况来看，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性的标定还是蛮高的，尽管不像当时苏共那样，明确确定为“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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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从来主张“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采取这些“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4］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明确确定为“初级阶段”，这才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切实明确了当前阶段的历史任务。我国各种文献和著作对“初级阶段论”作了大量阐述，但无论怎么说，归根结底，它是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的吸收和继承，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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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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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苏联闭关锁国方针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被资本主义包围”。但列宁时期“受资本主义包围”的状况，比起斯大林时期来显然更加严重，而列宁却是实行了比斯大林更加开放的政策。这样看来，单单用“资本主义包围”的理由来解释封闭禁锢的方针是说不通的。实际情况是，从理论到实践完全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才是斯大林采取闭关锁国方针的最重要原因。列宁历来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向更高文明阶段的发展，因此，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个原因，列宁主张派人到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列宁时期还曾建立“劳动研究所”等机构，研究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成就。斯大林则完全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了，不仅解散了列宁时期建立的“劳动研究所”等机构，还将资本主义的一切，包括文化、管理和科学，统统视为洪水猛兽。斯大林时期继承“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衣钵，提出了“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文化知识”等一系列错误的概念，从30年代起就开始批判生物遗传学，继而又批判“资产阶级优生学”等，以至到战后进一步批判“系统论”、“相对论”及有机合成化学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如此对待，而在经济贸易上，到战后斯大林则提出建立“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以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立。凡此一切，都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地步，实际上造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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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闭国门，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绝交往的同时，苏联还存在着因循教条，阻挠改革的体制性因素。这些体制性因素包括，对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理论教条，高度集权的机构体制，特别是苏联重工业—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存在以及在此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斯大林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虽多次出现改革契机、改革尝试或改革的实践，但都被不事改革或阻滞改革、反对改革的保守集团和势力破坏殆尽，造成苏联改革命运多舛，屡改屡败，最后把整个国家带入崩解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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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就深刻吸取了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闭关锁国的教训。改革开放方针，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5］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总揽世界大局，深刻洞察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所作的重大决策；同时，它也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的闭关锁国的深刻教训，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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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从民众的需要出发发展经济，是对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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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这对苏联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税”，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需要。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却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物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严重不敷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引起苏联人民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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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往往脱离现实生活，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苏联上世纪30年代就实行过工业化“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的方针，从那时起也长期采取“赶超”发展战略。［6］按照工业化“大跃进”的超高指标，要求每年度基本建设要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生产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7］这种冒险性指标，显而易见，是严重脱离实际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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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结果是，苏联的这一“大跃进”指标远远没有实现，工业“大跃进”遭到了失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工业化“大跃进”得出的严重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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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实行的这一工业“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在论证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8］这种由于落后而急于快速发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说法也颇有号召力，因此，在民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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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赶超”本身，而在于严重脱离了现实可能，脱离了现有的实际发展水平，而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指标，最终使国家和人民浪费人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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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上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亲身经历中得到过深刻体会，并因此吃过苦头。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意义的新的阐发，对发展模式的新的选择，是对苏联国民经济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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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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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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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反资产阶级性的、反商品市场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思想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他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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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做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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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对斯大林体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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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过去人们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只知道社会主义要消灭、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很少有人懂得，这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表层、一个片面。马克思主义不仅讲到这一面，还讲到社会主义是从高度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搞社会主义原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的，这种“离不开”，正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离不开“地基”一样。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纯粹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共戴天”的关系。要知道，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同时还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补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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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问题却是，它是首先在俄国和中国这样半东方或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出现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实践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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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对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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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言简意赅的回答中，要害是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要“双方互相补充”，而“相互补充”的前提，是西方能响应俄国革命，给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援助，使俄国得到其国内所缺乏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此来补充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其更深层含义，实质上还包含着俄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互补充”。但是，西方并没有 响应俄国革命的“信号”而发生革命，因此，不可能通过西方无产阶级之手来援助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给俄国的社会主义以补充，这样一来，怎么来弥补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呢？这正是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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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他用“公式”来表达这一看法：“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0］这样，列宁就在理论上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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