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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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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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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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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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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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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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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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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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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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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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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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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1．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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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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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发生了以中苏两党为主要代表、几乎席卷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论战。邓小平是这场论战的当事人，他对这场大论战的反思对于我们总结国际共运发展的经验教训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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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的中苏两党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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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示了支持，但在内部讨论中，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举是既“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并判定“此人有点实用主义”。［1］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示了对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从正面阐述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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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6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乘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之机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及各国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莫斯科会议在协商和团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会议未能弥合裂痕，相反，中苏两党在会上的发言和会下的交流中自说自话，实际上是把分歧公开化和深化了。此后，随着中苏各自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的表面化和激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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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中共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表面上是批判铁托和南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实则是批判苏共在帝国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回答苏共对中共的批评和指责，阐明中共的基本观点。苏共立即作出反应，批评那些固执地持有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和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2］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的报刊上出现了不指名地对对方进行批评和攻击的大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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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争论不断升级，双方敌意越来越重。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印象也越来越坏。1959年底，毛泽东还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是“实用主义”、“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3］到１960年5月，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虽然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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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中共基于对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的判定，在6月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公开宣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引起苏方的极度不满。［5］赫鲁晓夫伺机报复，终于在随后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和围攻：苏共代表团突然向与会各代表团散发和宣读6月21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并指责中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假革命”、“疯子”、“纯粹的民族主义”等，要求中共与苏共保持一致。结果招致中共代表团的激烈反应。［6］赫鲁晓夫压服中共、迫中共就范的目的没能达到。针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根本分歧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7］显然，中共领导人已基本上不再对赫鲁晓夫抱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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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对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回顾了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苏共二十大上苏联不经协商就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和平过渡理论，这是双方分歧的开端。在1957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在宣言签字前曾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双方曾为原则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观点，但希望通过正常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而苏共总是企图用压制的办法迫使对方屈服。这是中苏争论愈演愈烈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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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结果不欢而散。11月，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中苏两党的斗争在会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会前，苏共又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封粗暴攻击中共的长信，作为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9月10日复信的答复。会议虽然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中共在顾全苏共面子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见写进了文件。中共代表团同时声明，只能再照顾苏共这一次，以后决不照顾了。莫斯科会议暂时缓和了一度激化的中苏两党的矛盾。但好景不长，随着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两党矛盾更进一步加剧，终于爆发了公开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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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人对应邀与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阿党主要领导人。大会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迁移到克里姆林宫墙脚下的重要领导人墓地。周恩来在向大会致辞时对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片面地指责兄弟党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8］为抗议苏共再次掀起反斯大林高潮，中共代表团退出会场并到斯大林墓前敬献花圈。周恩来还以提前回国的方式彰显中共的立场。从1961年11月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期间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东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又组织了对中共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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