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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刘少奇、赫鲁晓夫、邓小平、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彭真（左起）在1960年12月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的招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参加者的宴会上。孟庆彪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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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公开进行反击。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仍未点苏共的名字，但已从原来的只批判南斯拉夫扩大到了批判意共、法共、美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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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党的反复呼吁下，中苏两党决定再度举行会谈。为了阐明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决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6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由于该信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意见，因此又常被称为“二十五条”。这封信是中苏争论以来中共中央发表的一个最充分的声明。虽然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而只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些人”，但它事实上是对1956年以来苏共政策和理论的全面批判。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复信发表声明，认为该信“对马列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是对苏共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双方未能为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会谈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导致会谈最终破裂的是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进行了逐条批驳和全面回击。苏共中央在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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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和“二十五条”发表之后，苏联各报连续发表了《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社论，接着又发表了大量支持苏共中央、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消息、读者来信等材料。据统计，仅7月15日至10月底，苏联报刊就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与此同时，苏共还操纵各种国际组织和会议，攻击中国，东欧不少国家也跟随苏共一起围攻中共。一时间，中共的处境极其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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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声明还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件。“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声明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9］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为此而写的“编者按”中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者按”列举了在核战争、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和平过渡、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等问题上，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并指出，“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78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情况，加以澄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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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随之开始了更激烈、影响更为深远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说，“从今日起，《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同日，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此后直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它们分别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这些文章涉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几乎所有分歧，系统地阐述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批驳了苏共中央的理论。除了上述几篇重头文章外，报刊上还刊登了大量批驳苏共或揭露苏联反华的文章和材料。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千篇批评中共的文章和材料，并通过中央全会的有关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攻击中共。支持苏共与支持中共的各国党也通过各种形式加入了论战。由此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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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中苏之间的论战时表示，“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但“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11］并誓言“要争论一万年”［12］：除非苏共收回公开信，收回苏斯洛夫攻击中共的报告，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否则，就要争论一万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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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中苏两党关系并未缓和。中共拒绝参加1965年3月苏共发起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3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组题为《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3月1—5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分裂会议）》的材料。23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莫斯科三月会议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新领导人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的具体行动，是为了完成赫鲁晓夫想完成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计划。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从政治路线、理论观点的分歧发展成了公开的组织分裂。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写信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予以拒绝。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基本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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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之间并波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场大论战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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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论战首先影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其一，论战的结果是苏共盟主地位的倾覆，由苏共控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也不复存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流发展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多样化发展。其二，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由于苏共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中苏两党又无法通过论战达成谅解并且分歧越来越深化，这就导致了以苏共为代表的一批党和以中共为代表的一批党之间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双方相互指责和攻讦，直至彼此关系中断。在这两大对立势力之间，还出现了少数独立发展的党，对两方都持批评态度；还有一些党多次出现了分裂。二战后出现的那种势不可挡、团结一致的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了。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党的关系恶化波及国家关系的结果是国家关系由紧张进而中断直至酿成冲突。同时，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论战的一个客观结果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困难，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其三，由于大论战的双方在指导思想上都存在着不少“左”的东西，论战不仅没有削弱“左”的倾向，反而在许多方面加速了“左”的因素的进一步膨胀和发展。在苏联，它直接影响到赫鲁晓夫的冒险和勃列日涅夫的僵化。在中国，毛泽东在“反修防修”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强化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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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论战也影响到此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大论战导致了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战略的终结。中国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大旗的同时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发展到两国政治经济的矛盾，最终酿成1969年的边境冲突和整个70年代的军事对峙，苏联在整个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加强军事设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是促成中美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随后出现了国际格局中的中、美、苏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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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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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于1954年4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于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一直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提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说，“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14］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说法，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应该从1954年4月算起，长达12年的时间。这期间正是中苏关系复杂多变的一个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由于处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的位子上，邓小平不仅亲历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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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苏共二十大，直接听取苏方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通报，并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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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9月30日，毛泽东率中方主要领导人会见苏方代表团，刚刚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只是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视为当时众多副总理中的一个，中苏友协名誉理事之一，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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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等到莫斯科与已在莫斯科的朱德、刘晓一起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任团长，邓小平任副团长。其间，邓小平的如下几点表现特别突出：其一，对朱德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周年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要讲条约签订6年来两国的互相合作与支持；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17］其二，在中共代表团内部讨论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发表了不同看法。［18］其三，直接听取苏方向中方通报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情况后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19］但在中方代表团私下议论时则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人物。［20］其四，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下午，朱德应邀出席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二十大闭幕的群众大会。邓小平在对讲稿提意见时说：讲话不要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21］其五，苏共二十大后，朱德率团继续在苏联进行友好访问，邓小平回国，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22］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表示反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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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即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24］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围绕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很快便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在这场争论中，邓小平不仅见证了中苏分歧直至论战的全过程，而且是争论中中方的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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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总书记的身份积极参加或主持对苏争论和论战的一系列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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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有针对性地写一篇文章，以表明中方的态度。该文后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邓小平直接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修改。在讨论中，邓小平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25］不能把斯大林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还反复强调文章应突出中共历来提倡与个人崇拜相对立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26］这些观点在文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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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撰文对赫鲁晓夫进行有组织的反击。纪念列宁的重头文章主要有三篇，即由胡乔木牵头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由陈伯达牵头撰写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和由陆定一牵头准备的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述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邓小平曾多次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列宁文章小册子以及三篇文章的分工、撰写思路、中心思想以及初稿和定稿等问题。后来三篇文章又合编印成《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印成中、英、俄、德、日、法文公开发行，引起很大反响。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这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了。［27］同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中苏斗争空前激烈。彭真率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直接交锋，而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的，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最后作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28］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及会议前后，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0年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全面、系统批驳苏共的观点。答复信经过反复酝酿和修改，并在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讨论。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对赫鲁晓夫，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照他的办，跟着他搞修正主义；一个办法是顶住，坚持原则，即使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坚持到底。［29］答复信定稿后，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答复信给了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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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后发表7篇答辩文章。邓小平主持或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修改。如12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认为“写得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31］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定，并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在批语中认为“写得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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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起草复信问题。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直接主持人，这封复信的起草相当艰难，书记处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最后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据邓小平本人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用了“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33］这封信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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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中共中央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于1963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批判苏共的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都是出自该写作班子之手。这个小组的组长虽然是康生，但实际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34］也就是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直接领导着中央反修文件小组的工作。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写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再送常委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即通常所说的“九评”，是投向论敌的重磅炸弹。这些评论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点题，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反复酝酿、修改写成的，文章初稿先送邓小平审阅，并在邓小平主持下由小组全体会议讨论。讨论的时候一般是逐段地边读、边议、边修改。这样反复讨论修改后的稿子才送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审议。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主持“九评”工作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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