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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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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于1954年4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于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一直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提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说，“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14］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说法，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应该从1954年4月算起，长达12年的时间。这期间正是中苏关系复杂多变的一个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由于处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的位子上，邓小平不仅亲历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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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苏共二十大，直接听取苏方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通报，并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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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9月30日，毛泽东率中方主要领导人会见苏方代表团，刚刚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只是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视为当时众多副总理中的一个，中苏友协名誉理事之一，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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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等到莫斯科与已在莫斯科的朱德、刘晓一起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任团长，邓小平任副团长。其间，邓小平的如下几点表现特别突出：其一，对朱德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周年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要讲条约签订6年来两国的互相合作与支持；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17］其二，在中共代表团内部讨论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发表了不同看法。［18］其三，直接听取苏方向中方通报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情况后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19］但在中方代表团私下议论时则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人物。［20］其四，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下午，朱德应邀出席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二十大闭幕的群众大会。邓小平在对讲稿提意见时说：讲话不要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21］其五，苏共二十大后，朱德率团继续在苏联进行友好访问，邓小平回国，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22］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表示反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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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即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24］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围绕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很快便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在这场争论中，邓小平不仅见证了中苏分歧直至论战的全过程，而且是争论中中方的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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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总书记的身份积极参加或主持对苏争论和论战的一系列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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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有针对性地写一篇文章，以表明中方的态度。该文后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邓小平直接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修改。在讨论中，邓小平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25］不能把斯大林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还反复强调文章应突出中共历来提倡与个人崇拜相对立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26］这些观点在文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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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撰文对赫鲁晓夫进行有组织的反击。纪念列宁的重头文章主要有三篇，即由胡乔木牵头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由陈伯达牵头撰写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和由陆定一牵头准备的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述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邓小平曾多次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列宁文章小册子以及三篇文章的分工、撰写思路、中心思想以及初稿和定稿等问题。后来三篇文章又合编印成《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印成中、英、俄、德、日、法文公开发行，引起很大反响。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这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了。［27］同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中苏斗争空前激烈。彭真率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直接交锋，而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的，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最后作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28］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及会议前后，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0年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全面、系统批驳苏共的观点。答复信经过反复酝酿和修改，并在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讨论。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对赫鲁晓夫，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照他的办，跟着他搞修正主义；一个办法是顶住，坚持原则，即使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坚持到底。［29］答复信定稿后，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答复信给了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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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后发表7篇答辩文章。邓小平主持或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修改。如12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认为“写得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31］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定，并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在批语中认为“写得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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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起草复信问题。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直接主持人，这封复信的起草相当艰难，书记处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最后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据邓小平本人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用了“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33］这封信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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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中共中央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于1963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批判苏共的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都是出自该写作班子之手。这个小组的组长虽然是康生，但实际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34］也就是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直接领导着中央反修文件小组的工作。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写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再送常委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即通常所说的“九评”，是投向论敌的重磅炸弹。这些评论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点题，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反复酝酿、修改写成的，文章初稿先送邓小平审阅，并在邓小平主持下由小组全体会议讨论。讨论的时候一般是逐段地边读、边议、边修改。这样反复讨论修改后的稿子才送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审议。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主持“九评”工作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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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中方主角与苏方进行直接的、公开的争论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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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先后就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进行会谈，批评了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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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随毛泽东访苏。代表团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就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问题负责与苏方进行谈判。由于中方对苏方提供的共同宣言第二稿仍不满意。中共代表团在邓小平主持下日夜奋战，边起草边讨论，不到两天便拿出了一个初稿。该稿经毛泽东审定后交给苏共中央。［35］此后，邓小平率领中方团队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成员用长达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宣言草案进行逐页讨论。［36］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例如，中共同意把苏共二十大写进莫斯科宣言，同时却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得到了苏共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中共的妥协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邓小平后来在通报会议情况时说：在宣言上写“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的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做各种解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二十大最好能够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让步，又做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二十大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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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邓小平建议中国工会代表团从正面广泛宣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致辞中说明了中方的基本观点，遭到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的激烈反对。格里申拒绝邓小平的解释以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退出了座谈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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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在前后举行的5次会谈中，双方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10月在莫斯科召开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再次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经过3个星期的当面交锋。最后达成的协议终于删去了中方坚持要求删除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内容。［39］11月，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正副团长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达成妥协。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向全会作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40］1963年7月，邓小平再次率团赴苏与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谈判。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发言，除在国内准备的一个综合性提纲之外，基本上都是临时准备的。工作方式是：代表团成员在邓小平主持下商定每次的发言要点，随后由顾问们集体讨论撰写，然后送邓小平和代表团审阅定稿。会谈仍是不欢而散。此后，中苏两党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锋逐渐为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笔墨官司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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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小平在与苏方谈判和争论中的表现，中苏双方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谈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41］，“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42］“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是出名了”［43］，“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44］赫鲁晓夫也承认邓小平“很厉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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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是中方的主角之一。如果说毛泽东是这场论战的中方的主帅的话，邓小平就是中方的主将兼前方总指挥。邓小平在论战中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也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得以东山再起的因素之一。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促使毛泽东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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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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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国际上的“反修”与国内的“防修”是相互呼应、相互交织的。毛泽东把观察苏联社会所得来的结论用以观察中国国内的种种矛盾，认为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他的担心在于，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竟然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向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的动因。［47］历史仿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年直接指挥中苏论战的主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对自己当年亲身经历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苏论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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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中苏论战中反对“老子党”这一点而言我们反对得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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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中，邓小平把当年的那场争论明确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当年的论战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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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它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国家间关系到正常国家间关系的痛苦的蝉蜕过程。就中苏关系而言，以前中国以苏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凡事都要向苏联请教。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苏联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帮助。虽然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屡有不满，但从苏联方面说，什么是正确的指导，什么是干涉内政，其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的；从中国方面而言，什么是应该共享的，什么是国际主义援助，什么是苏联愿意提供给我们的，什么是苏联不愿意提供的，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许多重大项目也都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正因为如此，用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的说法：“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49］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苏联在重大问题上对中国有所隐瞒。但中苏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这就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与摩擦。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这一全新的问题上，一旦遇到重大的问题双方如何进行沟通，遇到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又该如何化解，这都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达成默契。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苏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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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磨合过程中，苏联急剧膨胀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共的民族自尊心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一个富于扩张传统的专制帝国，它的沙文主义、大国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制约着、影响着从沙俄这一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新制度——苏联。同时，苏共是一个大党，一个在世界上首先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榜样。但它也极容易滋生大党主义的思想意识。毛泽东后来曾非常中肯地指出过苏联党的要害：“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50］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了，在战后借助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这一特殊背景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膨胀。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理论上，就是把苏联领导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言人，把苏联模式看成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任何人、任何党对此表示怀疑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都是不允许的。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试图把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都纳入到苏联的战略框架中去，并为此常常在一些重大政策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主观随意地作出解释，实行双重标准。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就是为了保证苏共、苏联的“盟主”、“领袖”地位，为了使其他党能够按照苏共和苏联的意图行事，肆意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加强对其他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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