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91506 斯大林时期，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对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从中国国家利益考量，毛泽东对于斯大林隐忍未发。但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斯大林那样的领袖，他的地位更多地来自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和领导角色则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像毛泽东这样身兼理论家与革命家而又“打天下坐天下”、统领着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在赫鲁晓夫面前降尊纡贵，奉其为当然的领袖。而在处理苏中两党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显然又没有斯大林那么谨小慎微，更缺乏斯大林的圆熟老练。于是，当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以赫鲁晓夫式的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淤积在中国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愤怒便勃然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事先不知会兄弟党的情况下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不管这种批判的后果是消极还是积极，都说明苏共骨子里还是以“老子党”自居，压根儿就没把兄弟党放在眼里。更何况在随后接连出现的诸如联合舰队问题、台海危机问题、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问题，以及公开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路线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信口开河一再触怒毛泽东。这样，随着中苏两党理论分歧的加深，意识形态的争论便越来越多地掺入了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因素。对中共而言，愤然而起与苏共论战，所争的并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且是决不允许赫鲁晓夫染指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决不允许苏共以势压人、强加于人，决不允许苏共垄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利权。从这个层面上说，中苏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其实质就在于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却“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51］是“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52］“中苏之间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想控制我们，把我们套在它的战车上，我们抵制并拒绝了。”［53］今天，我们只有把中苏论战放在当年特殊的国际关系与中苏关系背景下，才能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激烈反应。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54］“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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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08 （2）就意识形态争论本身而言我们的真正错误是用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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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0 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后来的态度始终比较明确，“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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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2 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表达了至少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以“九评”为核心的理论观点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57］，“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58］。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九评”，是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制定“反修防修”战略的；是立足于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这一基本判断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苏大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贯穿于“九评”的“反修防修”的大思路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九评”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我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因此，“九评”的总体思路是不应当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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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4 其二，苏共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自己为中心发号施令，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在我们同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相当的责任。我们在相当一个时候，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59］中苏论战中，中共猛烈抨击苏共的“老子党”行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但也应该看到，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国党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唯我独革”、以我划线的错误。邓小平承认，当年中共“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60］。他后来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61］我们“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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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6 其三，在大论战中，中苏两党“都讲了许多空话”。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尽管中苏两党在大论战中都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曾引经据典地搬出“老祖宗”以论证对方的错误，但事实上，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双方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邓小平后来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过这一点，“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3］，“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64］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病以及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中国虽然“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65］“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6］虽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67］也就是说，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中苏两党都是在懵懵懂懂中隔空喊话，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不对症，当然只能是放空炮，讲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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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8 其四，对论战中双方的具体观点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例如，就苏共方面来说，尽管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方式并不总是适当的，但揭露批判斯大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乎潮流的；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尝试没有成功，但这一尝试毕竟是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不少提法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赫鲁晓夫和苏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看到了世界发展的和平趋势在增强，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对核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认识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就中共方面来说，尽管毛泽东是站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去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提防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这即便是今天也不能说是错的；虽然毛泽东把苏联和南斯拉夫当时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警惕“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这一论断背后蕴涵的东西要比那以歪曲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尽管毛泽东至死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但他提出“以苏为鉴”，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还是有启示作用的。也就是说，今天反思“九评”，不能在倒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婴儿一起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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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0 （3）在反思与探索中汲取中苏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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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2 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68］邓小平说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69］这里所谓的“苦头”，就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其中就包括中苏论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针对许多相关问题提出的论点，就其本身来看，并不是直接针对中苏论战所作的评论，但显然吸取了中苏论战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对于这场论战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一方，而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对中苏双方言与行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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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70］邓小平表示，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71］“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72］“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73］“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74］不难看出，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提到中苏论战的问题，但他显然吸取了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并就中苏论战中双方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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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6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75］邓小平后来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76］。应该说，这一“发明”，不只是针对国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的，也是针对国际上兄弟党对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同看法的。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当一些党对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时，我们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同它们进行论战。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政治智慧，一种政治艺术。实践表明，改革开放的实际绩效的说服力，远比隔空喊话的口水战要有力得多。“不搞争论”，是对大论战方式的直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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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8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77］“永远不当头”，这也是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教训。从两大阵营对抗的基点出发，毛泽东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要有一个“首”，而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来考量，这个“首”只能是苏联。所以，毛泽东多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78］、“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79］等概念。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使用了“以苏为首”的提法，［80］并对反对使用这一提法的波兰等国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来，“以苏为首”问题成了中苏论战中双方争执的问题之一。毛泽东认为，“为首”不过是“召集会议”的人，并不意味着拥有高于其他党之上的领导权。而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不能既奉苏联为首而又处处与苏共唱对台戏。实践表明，不仅中国人对苏共在“当头”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极为不满，苏共领导人的心情也并不愉快，感觉中共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81］客观地看，毛泽东当年提出让苏联当头，主要是中国“没有这个资格”，一方面因为中国经验少，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实力弱，“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8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经过深刻的反思，其认识显然更深了一层。在邓小平看来，“不当头”并不仅仅是一种韬晦之术。“力量不够”固然是我们“当不起”这个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一认识不仅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也是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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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30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论的否定。争当“领导中心”的结果是使我们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陷入空前的孤立，到1976年时，全世界8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同中共中断了党际关系或停止了交往。［8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心”总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是不利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的。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党际关系的曲折发展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任何大党和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84］“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85］“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86］“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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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32 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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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34 中苏两党这场影响整个国际共运的大论战，其教训是深刻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惨痛的。作为大论战的中方主将的邓小平，能够以其大政治家的勇气和魄力，公开承认中共在当年论战中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并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彻底否定自己当年曾经坚持和捍卫的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实在难能可贵。邓小平的反思与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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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3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颠覆。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观，是在当时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当成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批判的东西，有的直接来自“九评”的一些结论，有的是从这些结论中推衍出来的。如果肯定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那种社会主义理念，就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过来也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从根本上对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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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38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88］邓小平认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9］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一褒一贬之间，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90］，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1］，“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92］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也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93］所以，必须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邓小平指出，“讲战争的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94］“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95］“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96］这个新的判断就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97］这个判断修正了“九评”所坚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传统战争与和平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的。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九评”的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98］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九评”所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它既“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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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40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九评”的自我封闭政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一种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封闭性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它必须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100］这种“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以便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对外，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世界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其“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101］从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便不再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中断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开展之后，自身生产力已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拒绝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拒绝实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认定搞社会主义必须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这一认识严重制约了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苏论战时期，我们甚至把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接见企业代表时所说的要在工业、农业方面学习美国，学习美国的利润原则，要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也斥之为“假共产主义”。［10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3］在可以看到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会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还要发展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和平竞争已逐渐成为两种制度相处关系的基本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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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42 ［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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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44 ［2］　（英）彼得 · 琼斯，西安 · 凯维尔著，郭学德译：《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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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46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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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48 ［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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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50 ［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5—276页；（苏）奥 · 鲍 · 鲍里索夫、鲍 · 特 · 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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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52 ［6］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42页；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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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54 ［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89、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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