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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论的否定。争当“领导中心”的结果是使我们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陷入空前的孤立,到1976年时,全世界8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同中共中断了党际关系或停止了交往。[8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心”总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是不利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的。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党际关系的曲折发展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任何大党和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84]“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85]“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86]“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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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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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这场影响整个国际共运的大论战,其教训是深刻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惨痛的。作为大论战的中方主将的邓小平,能够以其大政治家的勇气和魄力,公开承认中共在当年论战中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并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彻底否定自己当年曾经坚持和捍卫的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实在难能可贵。邓小平的反思与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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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颠覆。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观,是在当时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当成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批判的东西,有的直接来自“九评”的一些结论,有的是从这些结论中推衍出来的。如果肯定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那种社会主义理念,就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过来也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从根本上对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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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88]邓小平认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9]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一褒一贬之间,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90],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1],“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92]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也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93]所以,必须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邓小平指出,“讲战争的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94]“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95]“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96]这个新的判断就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97]这个判断修正了“九评”所坚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传统战争与和平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的。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九评”的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98]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九评”所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它既“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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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九评”的自我封闭政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一种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封闭性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它必须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100]这种“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以便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对外,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世界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其“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101]从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便不再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中断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开展之后,自身生产力已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拒绝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拒绝实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认定搞社会主义必须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这一认识严重制约了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苏论战时期,我们甚至把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接见企业代表时所说的要在工业、农业方面学习美国,学习美国的利润原则,要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也斥之为“假共产主义”。[10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3]在可以看到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会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还要发展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和平竞争已逐渐成为两种制度相处关系的基本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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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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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彼得 · 琼斯,西安 · 凯维尔著,郭学德译:《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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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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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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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5—276页;(苏)奥 · 鲍 · 鲍里索夫、鲍 · 特 · 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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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42页;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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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89、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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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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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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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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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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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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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5—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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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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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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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苏)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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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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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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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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