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91480 （3）作为中方主角与苏方进行直接的、公开的争论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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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82 195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先后就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进行会谈，批评了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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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84 1957年11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随毛泽东访苏。代表团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就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问题负责与苏方进行谈判。由于中方对苏方提供的共同宣言第二稿仍不满意。中共代表团在邓小平主持下日夜奋战，边起草边讨论，不到两天便拿出了一个初稿。该稿经毛泽东审定后交给苏共中央。［35］此后，邓小平率领中方团队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成员用长达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宣言草案进行逐页讨论。［36］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例如，中共同意把苏共二十大写进莫斯科宣言，同时却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得到了苏共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中共的妥协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邓小平后来在通报会议情况时说：在宣言上写“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的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做各种解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二十大最好能够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让步，又做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二十大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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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86 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邓小平建议中国工会代表团从正面广泛宣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致辞中说明了中方的基本观点，遭到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的激烈反对。格里申拒绝邓小平的解释以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退出了座谈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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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88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在前后举行的5次会谈中，双方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10月在莫斯科召开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再次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经过3个星期的当面交锋。最后达成的协议终于删去了中方坚持要求删除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内容。［39］11月，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正副团长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达成妥协。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向全会作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40］1963年7月，邓小平再次率团赴苏与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谈判。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发言，除在国内准备的一个综合性提纲之外，基本上都是临时准备的。工作方式是：代表团成员在邓小平主持下商定每次的发言要点，随后由顾问们集体讨论撰写，然后送邓小平和代表团审阅定稿。会谈仍是不欢而散。此后，中苏两党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锋逐渐为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笔墨官司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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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90 对于邓小平在与苏方谈判和争论中的表现，中苏双方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谈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41］，“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42］“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是出名了”［43］，“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44］赫鲁晓夫也承认邓小平“很厉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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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92 总体上看，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是中方的主角之一。如果说毛泽东是这场论战的中方的主帅的话，邓小平就是中方的主将兼前方总指挥。邓小平在论战中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也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得以东山再起的因素之一。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促使毛泽东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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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94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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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96 中苏论战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国际上的“反修”与国内的“防修”是相互呼应、相互交织的。毛泽东把观察苏联社会所得来的结论用以观察中国国内的种种矛盾，认为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他的担心在于，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竟然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向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的动因。［47］历史仿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年直接指挥中苏论战的主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对自己当年亲身经历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苏论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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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498 （1）就中苏论战中反对“老子党”这一点而言我们反对得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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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00 在反思中，邓小平把当年的那场争论明确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当年的论战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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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02 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它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国家间关系到正常国家间关系的痛苦的蝉蜕过程。就中苏关系而言，以前中国以苏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凡事都要向苏联请教。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苏联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帮助。虽然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屡有不满，但从苏联方面说，什么是正确的指导，什么是干涉内政，其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的；从中国方面而言，什么是应该共享的，什么是国际主义援助，什么是苏联愿意提供给我们的，什么是苏联不愿意提供的，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许多重大项目也都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正因为如此，用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的说法：“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49］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苏联在重大问题上对中国有所隐瞒。但中苏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这就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与摩擦。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这一全新的问题上，一旦遇到重大的问题双方如何进行沟通，遇到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又该如何化解，这都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达成默契。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苏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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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04 正是在这一磨合过程中，苏联急剧膨胀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共的民族自尊心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一个富于扩张传统的专制帝国，它的沙文主义、大国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制约着、影响着从沙俄这一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新制度——苏联。同时，苏共是一个大党，一个在世界上首先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榜样。但它也极容易滋生大党主义的思想意识。毛泽东后来曾非常中肯地指出过苏联党的要害：“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50］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了，在战后借助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这一特殊背景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膨胀。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理论上，就是把苏联领导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言人，把苏联模式看成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任何人、任何党对此表示怀疑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都是不允许的。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试图把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都纳入到苏联的战略框架中去，并为此常常在一些重大政策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主观随意地作出解释，实行双重标准。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就是为了保证苏共、苏联的“盟主”、“领袖”地位，为了使其他党能够按照苏共和苏联的意图行事，肆意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加强对其他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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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06 斯大林时期，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对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从中国国家利益考量，毛泽东对于斯大林隐忍未发。但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斯大林那样的领袖，他的地位更多地来自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和领导角色则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像毛泽东这样身兼理论家与革命家而又“打天下坐天下”、统领着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在赫鲁晓夫面前降尊纡贵，奉其为当然的领袖。而在处理苏中两党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显然又没有斯大林那么谨小慎微，更缺乏斯大林的圆熟老练。于是，当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以赫鲁晓夫式的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淤积在中国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愤怒便勃然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事先不知会兄弟党的情况下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不管这种批判的后果是消极还是积极，都说明苏共骨子里还是以“老子党”自居，压根儿就没把兄弟党放在眼里。更何况在随后接连出现的诸如联合舰队问题、台海危机问题、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问题，以及公开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路线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信口开河一再触怒毛泽东。这样，随着中苏两党理论分歧的加深，意识形态的争论便越来越多地掺入了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因素。对中共而言，愤然而起与苏共论战，所争的并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且是决不允许赫鲁晓夫染指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决不允许苏共以势压人、强加于人，决不允许苏共垄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利权。从这个层面上说，中苏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其实质就在于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却“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51］是“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52］“中苏之间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想控制我们，把我们套在它的战车上，我们抵制并拒绝了。”［53］今天，我们只有把中苏论战放在当年特殊的国际关系与中苏关系背景下，才能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激烈反应。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54］“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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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08 （2）就意识形态争论本身而言我们的真正错误是用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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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0 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后来的态度始终比较明确，“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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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2 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表达了至少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以“九评”为核心的理论观点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57］，“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58］。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九评”，是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制定“反修防修”战略的；是立足于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这一基本判断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苏大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贯穿于“九评”的“反修防修”的大思路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九评”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我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因此，“九评”的总体思路是不应当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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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4 其二，苏共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自己为中心发号施令，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在我们同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相当的责任。我们在相当一个时候，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59］中苏论战中，中共猛烈抨击苏共的“老子党”行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但也应该看到，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国党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唯我独革”、以我划线的错误。邓小平承认，当年中共“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60］。他后来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61］我们“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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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6 其三，在大论战中，中苏两党“都讲了许多空话”。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尽管中苏两党在大论战中都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曾引经据典地搬出“老祖宗”以论证对方的错误，但事实上，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双方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邓小平后来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过这一点，“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3］，“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64］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病以及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中国虽然“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65］“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6］虽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67］也就是说，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中苏两党都是在懵懵懂懂中隔空喊话，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不对症，当然只能是放空炮，讲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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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18 其四，对论战中双方的具体观点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例如，就苏共方面来说，尽管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方式并不总是适当的，但揭露批判斯大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乎潮流的；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尝试没有成功，但这一尝试毕竟是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不少提法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赫鲁晓夫和苏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看到了世界发展的和平趋势在增强，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对核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认识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就中共方面来说，尽管毛泽东是站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去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提防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这即便是今天也不能说是错的；虽然毛泽东把苏联和南斯拉夫当时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警惕“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这一论断背后蕴涵的东西要比那以歪曲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尽管毛泽东至死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但他提出“以苏为鉴”，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还是有启示作用的。也就是说，今天反思“九评”，不能在倒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婴儿一起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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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0 （3）在反思与探索中汲取中苏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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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2 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68］邓小平说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69］这里所谓的“苦头”，就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其中就包括中苏论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针对许多相关问题提出的论点，就其本身来看，并不是直接针对中苏论战所作的评论，但显然吸取了中苏论战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对于这场论战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一方，而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对中苏双方言与行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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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70］邓小平表示，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71］“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72］“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73］“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74］不难看出，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提到中苏论战的问题，但他显然吸取了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并就中苏论战中双方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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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6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75］邓小平后来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76］。应该说，这一“发明”，不只是针对国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的，也是针对国际上兄弟党对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同看法的。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当一些党对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时，我们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同它们进行论战。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政治智慧，一种政治艺术。实践表明，改革开放的实际绩效的说服力，远比隔空喊话的口水战要有力得多。“不搞争论”，是对大论战方式的直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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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1528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77］“永远不当头”，这也是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教训。从两大阵营对抗的基点出发，毛泽东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要有一个“首”，而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来考量，这个“首”只能是苏联。所以，毛泽东多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78］、“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79］等概念。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使用了“以苏为首”的提法，［80］并对反对使用这一提法的波兰等国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来，“以苏为首”问题成了中苏论战中双方争执的问题之一。毛泽东认为，“为首”不过是“召集会议”的人，并不意味着拥有高于其他党之上的领导权。而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不能既奉苏联为首而又处处与苏共唱对台戏。实践表明，不仅中国人对苏共在“当头”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极为不满，苏共领导人的心情也并不愉快，感觉中共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81］客观地看，毛泽东当年提出让苏联当头，主要是中国“没有这个资格”，一方面因为中国经验少，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实力弱，“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8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经过深刻的反思，其认识显然更深了一层。在邓小平看来，“不当头”并不仅仅是一种韬晦之术。“力量不够”固然是我们“当不起”这个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一认识不仅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也是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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