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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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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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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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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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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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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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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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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9—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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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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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2．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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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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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的教训是留给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笔宝贵遗产。但对这一教训的不同理解会在实践中造成不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研究这个教训并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中。例如1990年春，即苏东剧变中，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表明我党中肯地认识到党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理论。上述的决定和理论对推动中国2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不正确的、片面的认识阻碍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政治体制）不改等死，改是找死。”“不改等死”是对的；但为什么不改死路一条？“改是找死”这要看怎么改。所有这些问题对中国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十分重要，有必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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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长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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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或者说，“基因”有问题。这体现在其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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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其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单独执政的刚性制度，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社会团体则完全成了执政党的“传声筒”和执政工具，不能维护其所代表的群众的权益，实际上也发挥不了党和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苏联在党政关系上则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方式。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或者成为表决机器，或者被撇在一边，无法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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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民主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同时遭到破坏，形成了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制度。这种执政体制造成了像全盘农业集体化和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这样的影响苏联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错误，使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最主要体现的民主、法制、人权遭到严重破坏和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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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进一步指出，苏联政治体制的要害是普遍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制和监督制，在此制度下产生了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或官官相护，维护其共同利益，或拉帮结伙，各成派系，争夺和瓜分权位和既得利益。这是一个高踞于社会和广大民众（包括普通共产党员）之上，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的统治集团和权贵阶层。他们从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他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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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苏联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其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是苏联的对外战略，即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实行对外的政治、军事扩张和经济、文化的封闭半封闭，与此密切相关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军火工业）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以及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发展战略造成影响民生改善的畸形的经济结构，使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根本动力，长期推行这种背离科学性的发展战略必然使苏联制度越来越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正是苏联体制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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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是苏联体制的“基因”缺陷。但是“基因”并不完全决定寿命的长短，问题在于是否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适时进行改革。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中，苏共也先后对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和政策调整，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有了一些扩大和改善。但是他们的改革和改良基本上没有打破原体制的框架。在政治体制上，党权高于一切、不受限制的框架没有改变；党内外监督制度和机制薄弱的状况无大改变；普遍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的状况没有改变；国家安全机关过分干预社会和党内生活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问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思想意识领域中实行一元主义、文化专制、扼杀自由的情况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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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和体制的状况同外部世界的民主化进步潮流，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同苏联广大民众要求民主、民富的愿望极不适应。它说明，苏联面临的是体制、模式转型的客观要求。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就丧失了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机，甚至连“改革”的词句也不提了。他们琢磨出一套新的“理论”，叫做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又称“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成熟”一方面意味着在旧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钝化和缓冲，又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控制精致化了，增强了。因此，它在掩饰和净化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新的矛盾，潜伏着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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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官僚特权阶层压制和扼杀改革的理论。这个阶层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利益攸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思改革、反对改革，在“稳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压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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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外军事扩张到了顶峰。但此时也是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的开始。苏联体制就像其最高执政者一样，老态龙钟，百病丛生，活力丧失，潜力用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就是最主要的症状，不过还不是唯一的症状。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最为严重的是广大民众同执政党已经离心离德了。有民意调查表明，80年代，苏联工人有一半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者占2/3。［1］而其突出的政治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几支分流：要求民族自主权，甚至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信教自由的宗教运动；要求摆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共产党内要求“彻底批判斯大林主义”，扩大党内外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运动；要求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党制的“西方派”运动（又称人权运动）等。“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现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说明苏联体制积弊甚重，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了，不改革苏联的体制的确是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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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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