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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理上和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来看，不改革是等死，但改革不能说是“找死”。改革是振兴社会主义、恢复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然而改革确实难度极大。这不是小修小补的改革，因为“成熟”本身就说明在苏联旧的体制内已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了；这必须是体制和模式转换的重大变革，因而并非易事。它既要同国际社会接轨，纠正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差错，又要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既要改变苏共一党“垄断”全部社会权力的不正常状况，又要在改善党的领导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如何把握好其中的结合点和度，的确需要有极高的理论水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如何做到既要逐步消除官僚特权阶层——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建立党和民众的紧密联系问题——又要组织起支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骨干队伍，这几乎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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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分析一下以上提出的一些难题。大家知道，不论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改革涉猎不多。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先抓经济改革，但遇到很大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这样，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是，推行“民主化”和“多元化”，具体做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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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制度本来没有错；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这无疑是对的。但由于戈尔巴乔夫在采取对新闻、舆论工具“开禁”的方针时，没有注重相应法制建设，往往处于失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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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如何把坚持苏共的领导与改变苏维埃的“橡皮图章”的形象，赋予其权力机关的地位，即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结合起来，是一项改变党独揽全部权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措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绕不开的难题。把改革重心转移到政治体制方面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武装起义决定前的这一口号重新提了出来，意在把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本意是让人民代表具有真正的权利，真正体现当家做主。但苏维埃一时难以担负起权力中心的任务，而同时党的权力又被削弱，从而，国家丧失了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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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民主化”、“多元化”的口号下，苏联社会出现了大批“非正式组织”，至1990年8月，具有政党性质的这种组织就有900多个。他们大多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党内外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后退了，并随着权力斗争尖锐化，戈尔巴乔夫地位不断削弱，他最后被迫从宪法中删除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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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苏联在实践中出现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这使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成为党恢复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造成两大致命的恶果。一是党内派别化，二是党的联邦化。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这等于砍断了民主集中制这根维系国家统一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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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整个改革的重心转到政治体制，加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失误，苏联经济连年滑坡。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商品奇缺，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笔者当时正在苏联做访问学者，亲临其境，看到的是商店货架空空；货源充足的就是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小套人”。这些“小套人”一排排站着，以忧郁的目光望着待购商品的长长的队伍……苏联媒体普遍认为“苏联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政府领导人公开警告，“国民经济正在加速崩溃”。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对改革寄予厚望的苏联民众完全失望了，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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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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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和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说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找死”，而是振兴社会主义，使其充满生机活力，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让这种改革长期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使执政党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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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高层政治权力、组织问题和思想路线开始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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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至今仍有一定市场，即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而中国则相反，中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这都不符合两个国家改革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4月，他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未见成效。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官僚特权阶层阻挠的结果，于是在1988年，即戈尔巴乔夫执政3年之后才将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中国则相反，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组织、思想领域启动的。这段历史，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熟悉的。没有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先后进入高层领导核心，中国的改革就无从谈起；没有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无法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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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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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界、学术界有一个看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重点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原来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改善也一直进行着。和改革前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也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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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执政方略进一步完善，执政体制进一步健全，执政方式更为科学，执政基础更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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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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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的交接走向制度化、正常化，最高领导核心中改变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权状况，集体领导制度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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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环节——干部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干部选任制度、管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有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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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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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保护人权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修改的宪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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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动下，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在发展，人民的知情、选举、监督和参与管理等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得到强调，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有了一定的提高。“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会说，其中有的进步确实是改革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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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进步和变化保证了中国30年来政局的总体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这说明“改必找死”是缺乏根据的，问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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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属于渐进式的改革，而且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攻坚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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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协调，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正是这个“滞后”，成为导致中国目前反腐败任务依然艰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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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正确地去人治、倡法治，不搞政治运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体现得很不够。仔细了解和分析多年来一系列的腐败案件和腐败现象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便是民主的体制和机制缺失或不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或被违背，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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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官员腐败下水“前腐后继”？因为民众和党员民主选举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例、规章还不足以落实中央一再主张的选任干部的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群众公认”的原则。一个干部的政治素质、品德作风、工作能力、清廉还是腐浊，其周围群众、党员心里最清楚。组织部门在考察和选任干部中是否重用群众心中那杆秤呢？一些单位的民主选举、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实际上是“官选”、“官评”、“官定”。一些在民众中名声不佳者为什么能够官运亨通，一些“带病官员”为何一再得到提拔？一些中高层当权者和各级领导部门中的权势人物为何能够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地气”，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早已“管不着”了，群众怎么“公认”？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什么措施？普通党员群众反映、举报，真起作用吗？为什么不少人敢于“顶风作案”？“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怎么结合？以什么为基础？我们制度似未细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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