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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历史不难看出，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民主、有序的正常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其接班人选是在上一届领导人身后或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或者由少数元老通过暗箱操作来决定，有时甚至是通过党内政变解决的。无论是哪种方式，广大党员群众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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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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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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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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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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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Фотиев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М., 1967. С.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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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波利斯 · 巴让诺夫著，洪刚译：《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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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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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 · 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万启智等编译：《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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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 · 麦德维杰夫、若 · 麦德维杰夫著，邹子婴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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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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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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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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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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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95．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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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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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2］概言之，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来说，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这个政权进行长期而有效的政治统治与治理、保障国家持久稳定的政治基础。因此，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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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多党制的情况下，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通常是以选票多寡来决定的，因此，竞选活动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功能和内容。迄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往往通过革命或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合法性。20世纪俄国和中国相继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使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不管以哪种方式取得政权，执政合法性问题都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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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布尔什维克从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至1991年8月苏共解散、同年12月苏联解体的74年间，苏共历届领导人，以及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虽然处于执政地位，却普遍缺乏执政的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以致在苏共执政过程中，不能自觉地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苏共也不注重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开发和维护，不警惕合法性危机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侵害，使执政理念陈旧僵化，执政体制弊端日显，执政能力不断衰退，执政方法简单死板，导致苏共最终失去党心民心，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也使苏共自身走向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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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的“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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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后称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在经济文化落后、民主政治传统缺乏的俄国，共产党如何执政，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遵循。在执政合法性意识问题上，它存有两点“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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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先天不足，是苏共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执政理论的缺失。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质上揭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但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逻辑，他们都强调，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种国家只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3］经典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执政党与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执掌政权的问题在当时尚未提上日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当国家还需要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是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随着阶级对立的消除，国家也逐渐走向消亡。因而，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权和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都是毋庸置疑的，存在着“天然的”合法性。不难看出，无产阶级国家里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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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先天不足，是俄国长期的沙皇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俄罗斯传统思想中合法性意识的缺失。皇权主义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君王统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任何人不得忤逆。皇权主义观念渗透进传统的“俄罗斯思想”中，就是沙皇（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恰达耶夫指出：“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4］我们知道，父亲既可以是仁慈的，又可以是严厉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不论何种情况，父亲总归是父亲，这种天赋的“家长”资格是子女无法在“后天”更改的。同理，作为俄国政治统治者的沙皇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子民面前，子民当然也无法撼动沙皇的统治资格。也就是说，沙皇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是无须用统治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来证明的。这种无须证明的传统型的“天然合法性”统治，产生的一个客观上的结果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患上了一种合法性意识缺失症。而当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传统思想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类似皇权主义的“天然合法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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