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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44 以上两点“先天不足”，不能不对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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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46 各个时期苏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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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48 应当指出的是，苏共历届领导人普遍缺乏执政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但这并不等于执政合法性问题不存在。在一党制条件下，作为执政党，苏共无法回避它所执掌政权的兴衰成败问题，也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面对有关合法性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怎样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如何培育和开拓合法性资源，如何避免合法性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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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50 （1）列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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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52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起义一举取得了政权。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能否成为执政党，它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下来，一开始就面临着立宪会议存废问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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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54 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程序，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通过选举确定某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执政党。因此，二月革命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派几乎都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政治诉求，并批评临时政府故意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各党派都曾寄希望于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将政权争到自己手中，成为执政党。应当说，列宁对此深有体察，也深感忧虑。布尔什维克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后，作为对俄国政治现实体察的反映，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宣布成立新政权，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避开立宪会议，也使新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让列宁忧虑的是，苏维埃毕竟是个阶级组织，不是全民性组织，不是代议机构，而立宪会议在当时则被视为全民的代议制机构。因此，怎样对待立宪会议，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道难题。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在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选择：开，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布尔什维克，并可能“合法”地丧失政权；不开，由于召开立宪会议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政纲的重要内容，它在取得政权后也曾立即宣布将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这样就会变成自食其言、不守信用的政治力量，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经过艰苦的思量，他们决定利用革命权威和策略来解决这一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但认为立宪会议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起草了一份显然要被立宪会议否决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给立宪会议通过。在遭否决后，便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不是阴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阳谋。这一谋略，可谓用心良苦，但又包含着许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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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56 这件事在当时俄国引起许多非议，直到今天俄国史学界还将这一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消灭民主”的罪证。然而，十月革命是一场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创举，没有理由要按照西方国家的革命模式和程序来限制和束缚革命无产阶级的手脚。事实上，任何一场正义的革命，在胜利初期必然遭到众多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人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革命权威，是无可非议的。不过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曾多次承诺召开立宪会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做法，不管怎么说，仍然给舆论留下了指责的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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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58 解散立宪会议后，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正式确立，其执政的合法性通过国内战争的胜利也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总的说来，列宁时期俄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有：一是来自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沙皇统治使俄国国弱民穷，革命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希望和通道；二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共产党纲领中主张社会平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被广大工农群众接受和向往；三是来自胜利初期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榜样作用，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四是共产党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符合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也顺应民心民意，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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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60 当然，也无可否认，解散立宪会议留下了后遗症，主要表现在一党制的形成，阻遏了现代政党政治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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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62 列宁生前，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直接论证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但他对共产党能否在俄国牢固地执掌政权，执政的共产党是否有丧失政权的危险，还是有很多思虑的。在列宁看来，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有失败的可能，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共产党人执政以后，也会出现官僚主义的弊病，官僚主义是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腐蚀剂，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所以列宁严肃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列宁晚年，即使在病中，也念念不忘向全党指出要同官僚主义进行系统的顽强的斗争。他在最后一批书信中，专门强调要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认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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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64 （2）斯大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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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66 列宁逝世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时，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日程，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对这一点，斯大林是比较清醒的，这最突出地表现为他致力于苏联实现工业化的努力。通过1928—1937年头两个五年计划，就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在短短的十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在根据斯大林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成就，成为俄共执政合法性的雄厚基础和重要来源，它增强了党的威信，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体认。斯大林还制定了新宪法，实行劳动保障和福利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以执政的有效性来证明俄共执政合法性的典型事例。尽管斯大林没有执政合法性的自觉，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俄共执政开发着合法性资源。尤其是在斯大林和俄共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也为苏联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大大增强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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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68 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合法性意识的缺失，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史称“斯大林模式”）以及日益蔓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等的错误做法，埋下了俄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在斯大林头脑中，关于俄共执政的“天然合法性”意识十分强烈。早在1917年12月他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做是这种意识最好的说明。他说：“我们以革命的途径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政权，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了我们，我们无权回避掌权并把保护人民利益及其命运的权力转交给其他人。”［7］革命的合理性固然可以赋予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民众权力向俄共的让予并不等于一次性地、永久性地转让。俄共在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也并不等于它在未来的执政实践中永远拥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然而，斯大林显然认为，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旦取得了政权，打下江山，“坐江山”也是天经地义的。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绝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8］后来，他在会见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又说：“在苏联没有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只有一个党即工人的政党共产党是合法的。”［9］在他看来，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小私有者阶级，所以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存在；由于没有了利益敌对的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只存在工人和农民两个“互相友爱”、“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阶级，所以，在苏联“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政党自由的基础”。［10］按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俄共是天然的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将永远执政下去，理论上不需要去论证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实践中也不会遇到执政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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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0 但是，俄共作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应对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内外矛盾，才能取得人民大众对其执政地位和治国方略的认同和支持。在俄罗斯的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使斯大林有可能将民众对皇权的无限敬畏转移到对党的无限崇敬和神化上来，而这个党就由斯大林一个人所代表，这样，斯大林就成为党的化身，成为无所不能的“神”，这是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初刮起“个人崇拜”之风的重要认识根源，也是斯大林试图借助个人崇拜以确立党和领袖政治权威、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的一种尝试。在倡导民众对领袖盲目崇拜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控制社会的威慑机制，既铲除异己，又对民众起震慑作用，于是“大清洗”成了与“个人崇拜”并用的必要手段。一边是盲目迷信，一边是恐怖镇压，表面上看，两者使执政党空前“团结一致”，领袖威望“崇高无比”，党和群众之间“和谐一致”，从而维护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实际上留下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神像倒塌，就会暴露出俄共内部的种种弊端：个人集权、民主缺失、法制破坏、思想僵化等体制性障碍，从而对俄共的执政造成深重的潜在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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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2 （3）后斯大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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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4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挽救因体制弊端和领袖个人错误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例如，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通过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清理和平反，消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酿成的严重后果，健全民主法制，消除安全部门的特殊权力等。此外，赫鲁晓夫还通过取消义务交售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取消领导人的终身制、缓和国际局势等举措，改革内外政策，推进国家发展。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为克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开拓合法性资源的积极之举。但是赫鲁晓夫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意识，在主观上仍然处于缺失状态。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个人及其做法进行了批评，而并未对苏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加以检讨。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继续着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尽管赫鲁晓夫剥离了体制的残暴性质，但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结构性缺陷没有解决，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突破。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解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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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6 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停滞”、“稳定”而著称于世。李普塞特认为，长期的稳定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以合法性。［11］由此观之，似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勃列日涅夫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之后，并未对原先的体制进行过任何改革，反而将原先一些改革成果丧失，这无疑加重了体制性的腐败和危机，也使得以前潜在的合法性危机有了“显化”的可能。只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合法性危机并未爆发，仍然处于潜伏状态，这种情况给人一种“国泰民安”的假象。但这种“稳定”——我们暂且称之为“勃列日涅夫式稳定”——是依靠当时独特的社会结构、体制安排、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苏联和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种停滞下的稳定，犹如地震发生前的寂静，一旦条件成熟，便将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思改革、僵化保守、老人政治、官僚统治集团以及对外的扩张称霸，这样的内外政策几乎吃空了苏共所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其继任者留下的只能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政治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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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78 戈尔巴乔夫接过了勃列日涅夫以来所留下的“烂摊子”。面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的困境，从理论上讲，他可以通过改革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以维持苏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倡导实施“加速发展战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挽救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所做的努力。然而，正是改革使得长期累积下来的体制性的弊端获得了释放能量的机会，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给病入膏肓的苏联以致命的一击。当戈尔巴乔夫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民族危机，其改革又受到重重阻力，到处碰壁之时，他已无力应对这种局面，于是便把西方的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嫁接过来，试图以实行多党制来缓解危机。然而结果是，危机没有得到缓解，苏共的执政地位日趋削弱乃至陷于瘫痪状态，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对苏共执政丧失信心。“8 · 19”事件标志着苏共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苏共已经走到尽头，它的败亡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苏共的败亡，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和苏联作为联盟国家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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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0 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后果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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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2 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里，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不能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执政权力的来源，不注重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和培育，不能及时察觉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拥有19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一朝倾覆。从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角度来看，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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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4 第一，执政的共产党要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苏共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经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的。由于旧俄时代缺乏政治民主，所以共产党只能以严格的甚至极端的集中制组建自己的队伍，并把一切力量组织到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之上。革命年代共产党的地位是在野的，党的任务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打碎一个旧世界。然而，共产党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地位就变了，任务也变了。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社会得到进步。可是，苏维埃初期面临严酷的国内外环境，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红色恐怖”和“战斗命令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的活动，直到党的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规定，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对付内外敌人的侵扰。如果说这样做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苏维埃政权逐步得到巩固，执政的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就要建立和健全党内外民主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共产党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认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并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将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首要任务的革命党转变为以领导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执政党。如果说列宁由于逝世太早，来不及完成党的这一角色转变的话，斯大林却根本没有想到要实现这一转变，而是强调要承袭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同敌人、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尽管斯大林也抓工业化建设，实施五年计划，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国外的帝国主义、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以及国内各种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始终强调与“人民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后斯大林时期虽然停止了“大清洗”这类严重践踏法制、破坏民主的做法，但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许多人把执政党看做可以获得名利、地位和特权的工具，却从不思虑党的执政地位的安危问题，反映了苏共长期以来由于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造成对执政理念的重大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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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6 第二，执政的共产党要善于体察民心民意，不断充实和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应该承认，共产党不但从本质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的时候，也都以维护劳动人民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年布尔什维克所以能战胜其他政派夺取政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适时地提出“自由、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共产党执政以后，人民群众要从执政的业绩中，从执政党制定的各项政策中，以及执政党干部、领导人的言行和作风中，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政党在革命年代是“先锋队”，在执政时期未必一定能保持“先锋队”的性质。然而，斯大林在论述苏共的性质时，反复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却闭口不提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于是，苏共就被制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形象：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永远是正确的，也永远是先锋队，民众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在既定的环境下生活和进行有限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执政党通过国家机关对民众（包括广大基层党员）的政治情绪严密控制，政治生活中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使党和民众间产生严重的隔膜，在民众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政治冷漠情绪。民众和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国家、政府的貌合神离和离心离德，构成了一种病态的政治文化环境，这是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苏共对此却麻木不仁。美国学者悉尼 · 胡克的话就是对民众出现政治冷漠现象的忠告。他说：“最明智的政策，在民众的漠不关心或敌意面前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是那些认为必须由职业上明智的人们或专家们来实行统治的人，要是排斥他们的意见，也得冒自己覆灭的危险。”［12］后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公开性”、“民主化”旗号下打开闸门，长期压抑的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水汹涌而出，冲垮了原有意识形态、经济政治体制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堤坝，民众不再认同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这个百年老党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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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88 第三，执政的共产党要深入研究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学会调适社会矛盾，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利益是比较一致的，因而革命党也易于将革命力量统一意志、统一步骤，共同从旧社会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可是，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它固然要依靠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的劳动者阶级，但不可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即使工农阶级内部也会不断发生分化，因此，执政党只有承认各种阶级阶层的差别，学会调适社会矛盾，整合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才能协调好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奠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可是，从3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起，理论上进入一个误区，即“无矛盾、无冲突”论。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13］苏共领导人宣称苏联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没有社会与政治分化的、公平的社会，这样就使不满意的意见没有表示的可能，因为在一个公平而又和谐的社会里，任何不满意的表示将都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甚至是叛国的罪行。这样的事例在苏联历史上屡见不鲜，特别荒唐的是，试图通过“大清洗”将各类异己分子消灭，使社会得到“净化”，使社会归于“整体一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有政治妥协和协商的应有位置，因为任何妥协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阶级敌人的姑息，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事实上，社会成员之间一致而又单纯的关系，只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假象，并不符合社会的真实面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分工，就会存在不同职业、领域、阶层、阶级之间不同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任务不是闭着眼睛不承认社会差别，更不应运用强力手段人为地消灭社会差别，而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前提，在承认差别和矛盾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政策，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促进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使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得到培育和增强。苏共合法性意识的缺失造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政治妥协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矛盾调适机制的缺位，也造成社会政治信息传递系统的扭曲，这是导致苏共垮台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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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90 ［1］　（美）S · M · 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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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92192 ［2］　（法）让 - 马克 · 夸克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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