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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9683卢布33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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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150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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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1套共4间，加1间厨房和1间保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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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货币资金、不动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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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列宁在1918年全年的收入情况。这些收入是什么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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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1日人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每月最高薪金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加100卢布，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费。［3］1918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布关于薪金的决定，“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月薪为500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不在此限”，同时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逃避缴纳所得税的现象。［4］不过，在是否给予专家以高薪问题上，1918年春在党的领导层有过一场争论，那时，为了吸引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决定给予专家月薪2000—4000卢布。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枪毙。”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人并不多。”不过列宁承认，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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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年工资9683.33卢布，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约为专家的工资4000卢布的五分之一。807卢布的月工资是一个平均数，当时国库的主要收入是靠印钞机日夜加印纸卢布解决的，因此卢布不断贬值，年初的500卢布，购买力同年底的大不一样。1918年列宁的月薪金超出500卢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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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苏联时期有过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1922—1924年，实行切尔文卢布，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61年（10卢布旧币等于1卢布新币）。由于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所以不同时期的工资的绝对数字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同时期或同年的最高工资与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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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1918年收入为15000卢布。这完全是他劳动应得的报酬。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写，而不是由秘书代笔，或者某写作班子创作的。在列宁的60卷著作中，没有发现他人代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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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房，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5］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套房子，共4间，三人共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第三人是谁不清楚，可能是列宁的妹妹，后来与列宁同住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当时还不兴给领导人配备别墅，列宁因病需要休养的时候，住到莫斯科郊外哥尔克一个旧庄园。列宁病逝的时候，布哈林恰巧因感冒也住在那里，他是在现场给列宁送终的唯一领导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哥尔克当时并不是列宁专用的别墅。不像后来，领导人的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胜地。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去南方休养过，虽然医生一再建议他到气候宜人的南方去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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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上大体上是坚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在党内并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党员领导干部——引者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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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的高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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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发生在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这一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况，通过专门决定。“党的指挥人员”起初确定为15235人，包括中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省团委干部、县委（或区委）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业支部书记，他们领取不同级别的工资，享受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保障。这些措施由中央委员会实施。领取最高等级工资的有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区域局委员、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书记。此外还允许给某些人特别提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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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1922年7月，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党的工作人员——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3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加50%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645卢布起征。由此可见，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应是430卢布。但他还有兼职，是民族人民委员，应当再加50%。而1922年夏，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0卢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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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国家提供的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1922年夏每月获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一些：4.6公斤肉或鱼、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烟、3盒火柴等。这对一个刚刚走出饥荒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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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领导干部休养之用的休养所网扩大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经济部主任亚 · 杰 · 梅捷列夫在1924年的工作报告中统计，为维持供领导干部休息之用的郊外房产，一共花了6万卢布。他在报告中写道：“我觉得在我们这种贫穷状态下，在农民难以缴纳粮食税（这是我们的预算收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无可逃避的职责是思考一下，如何减少这些开支……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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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补充一点，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1至3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治病医生，均由国库开支。根据1922年5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100金卢布作为去国外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100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100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卢布含纯金7.774235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1金卢布大体相当于1922—1924年币制改革后的1切尔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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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下半年，中央组织局开始编制高级职务名册，一共制定了3个“职务名册”，规定这些职务的任免权归中央组织局及其分配登记部，这样就把当时叫做“负责工作人员”的高级干部概念明确化了——这就是登记在册的那批领导 干部，其人数起初大体在10000名左右。1922年4月—1923年4月为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为12227人。苏联末期开始流行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指的就是登记在“职务名册”上的领导干部，这些人不仅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例如在莫斯科就有相当著名的特供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这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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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高工资和特权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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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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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俄《总结》周刊发表一篇文章《从工资到工资》，介绍了苏联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工资情况，据这份资料，斯大林的月工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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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1935年500卢布。1936年翻一番，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为2000卢布。1947年底，大概由于政治局委员等高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其他领导人的工资则为8000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文中1921—1935年的数字可能是经过换算的，应是币制改革后的切尔文卢布，所以同上文1922年规定的430卢布对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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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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