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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社会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历史教科书常常会引起激烈的社会争论，从而也引起当局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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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C · 基里洛娃和C · 列别杰夫写道，还在90年代中期，一些失意的俄罗斯人就开始写信给总统、总理、副总理、市长、电视广播公司主席、公共住宅部门领导人、学校校长和杜马议员。一部分人抱怨，现代史教科书里不再使用“英雄主义”、“勇气”和“功绩”的词语了。另一部分人对教科书作者总是“欺侮共产党”感到失望。第三部分人则非常认真地阅读教科书并从中找出许多错误。［37］当时被民众投诉最多的是下列教科书：A · 克赖德尔的《外国现代史》，B ·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A · 乌特金的《20世纪俄国史》，A · 尤罗夫斯卡娅的《近代史》，и · 多卢茨基的《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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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俄罗斯四个地区的杜马决定禁止在教学中使用克赖德尔的教科书《外国现代史》。俄罗斯教育部也收到了要求检查这本教科书的充满怒火的信件。信件认为教科书贬低了苏联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还提到作者和出版社同索罗斯基金的合作，指责他们有亲美情绪。开展这场抵制克赖德尔教科书运动的是共产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共产党人在地方杜马投票赞成禁止克赖德尔的教科书，而写投诉信的则是老战士和军事爱国俱乐部的成员。据说，只是由于当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支持，克赖德尔的教科书仍然保留在联邦教科书书目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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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普京上台后，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和复兴强大国家，不仅严厉打击经济寡头和大力加强联邦中央权威，而且还力图控制大众媒体和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教育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强化，成为重建国家掌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之一。相应的，作为历史教育重要载体和手段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愈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原本争议规模和性质有限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了扩大和严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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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俄罗斯教育部宣布将通过竞选以创作供普通教育机构使用的祖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竞选规则，教科书应当：“揭示俄国史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公民觉悟、全民族的自我意识、历史乐观主义、对俄国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尊重、形成基本的社会专长；成为加强俄罗斯社会、对学生进行社会民主变革知识有机教育的重要因素；从作者有关祖国史的完整方法论观念和社会存在着有关过去的历史的多种可供选择的观点出发，反映历史材料解释和转达的多元化；教育青年对他人观点和信念持宽容和尊重态度，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民族排外和极端主义；提供把实现地区成分的模块纳入历史教育内容基本义务的可能性。”［39］这项竞选规则实际上也是规范历史教科书的准则：写什么和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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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普京总统终于亲自出来为历史教科书提出任务和制定规矩了。2003年11月27日，普京总统在参观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时在那里同一些历史学家举行了会晤。普京谈到了“经常引起那些关注我们祖国历史的人们所注意”的问题，即“历史书籍首先是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普京以老战士们的关切作为问题的切入口：“不久前我参加了国防部的一次会议，并且在那里会见了一些老战士。他们再次提出了有关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接着，普京明确阐述了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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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了大量不同种类的书籍，这当然是不错的。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的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对我们国家历史的一党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的阐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认为，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不允许陷入另一种极端。当代教科书特别是中小学和高校使用的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新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毕竟在这些教科书里应当阐述历史事实，它们应当特别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40］普京讲话的要点是：其一，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其二，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普京的讲话实际上树立了评判历史教科书的标准，给历史教师提出了培养学生的目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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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前两天，2003年11月25日，教育部长B · 菲利波夫建议召开专门审议教科书的联邦鉴定委员会会议，会上提出了取消多卢茨基编写的《20世纪祖国史》10—11年级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的建议。［42］普京讲话后没几天，12月2日，教育部长B · 菲利波夫就把多卢茨基的教科书从推荐书籍名单中剔除了。教育部第一副部长B · 博洛托夫解释的理由是：“只要打开教科书就能看到对我们祖国历史的成见和对材料的有偏见的阐述。”［43］博洛托夫在同《新闻时报》记者谈话中还说，现在是“摆脱最近十年先是在市场上尔后在学校课桌上出现的充满偏见的教科书”的时候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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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卢茨基的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上下两册）初版于1993年。现书系第七版，是在2001—2002年出版的，每册均印刷了2万册。十年内该教科书共计印刷5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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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看，多卢茨基的教科书遭到“封杀”的主要原因是书中的许多描述和论述引起当局的极大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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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卢茨基自己说，“教科书中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引起了教育部的愤怒，但主要是其中的一个练习作业”。该作业要求学生对下面两个观点进行对比，然后予以确定或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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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京当选后在俄罗斯发生了国家政变，由此产生了普京个人专权和专制独裁的政权（政论家ю · 布尔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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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年在俄罗斯形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亚博卢”联盟领袖г · 亚夫林斯基的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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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卢茨基设置的不是一正一反两种对立的选项，而是两项同类选项，莫非他是要加深学生对此类观点的印象？所以，多卢茨基的这项作业所引起的恐怕远不止是普京的难堪。难怪教育部长B · 菲利波夫只是抓住多卢茨基的上述两段引文而略去练习作业的性质，在教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说，你们看，现在选民（指学生——引注）将投谁的票（事情刚好发生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引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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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引起当局不满甚至愤怒的其他叙述和论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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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初期苏军进入波罗的海国家，书中写道，“开始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半个世纪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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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初期对红军的镇压，书中写道：“根据沃尔科戈诺夫的资料，在1941—1942年，有15万人因胆怯和惊慌被处决，这相当于16个师。”（多卢茨基解释：“胆怯和惊慌”不讨人喜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沃尔科戈诺夫的话。特别是，沃尔科戈诺夫援引了相关的文件。我随后提出的问题是：“你认为斯大林的行动是正确的吗？”这就是全部情况。这里有什么偏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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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德两军作战情况，书中写道：“德军鲍鲁斯集团军曾15次试图突围。德国人在白天拼命地突围。我军的大炮和机枪在700公里长的地段向他们开火。而他们踩着尸体继续前进。”（多卢茨基说，一位愤怒的评论者问：“难道必须这样教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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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初期英国、德国和苏联，书中写道：“清楚的是，英国人从1939年起就同法西斯作战了，而斯大林在这段时期里同法西斯一起瓜分了欧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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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不止于多卢茨基教科书本身。就在教育部取消该教科书的“推荐”印章之后，普京总统又采取了一个意义更大的举措。普京在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ю · 奥西波夫的信函中，照例以老战士们对教科书批评为理由，要求限时检查所有的历史教科书。普京写道：“我同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怀有一样的感情和看法。我命令在最短时期内邀请学者和史学家们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情况。应在2月1日前报告此项工作的结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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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普京总统同史学家们谈话和致科学院信函要求检查历史教科书以及取消多卢茨基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等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出现了普京执政时期第一次历史教科书问题风波。围绕着多卢茨基教科书，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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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支持者认为总统和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学校不是政治集会的场所。学生应当学习而不是议论有关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方针会把我们引向哪里的问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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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走在支持者的前列。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A · 萨哈罗夫院士在12月举行的讨论教学书籍的“圆桌会议”上发言时，支持总统有关学校教科书应当以加强社会为目标的观点。他说，“社会已经厌倦于对抗和紧张状态并且努力争取达到一定的稳定。90年代初期出版的那些教科书已经不能反映那种革命的快感和推翻某些教条、意识形态立场和成见的努力，所有这些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被整个社会所推翻。”萨哈罗夫的观点得到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历史教研室主任A · 丹尼洛夫教授的支持。丹尼洛夫认为，“教科书应当努力去巩固社会，而不应当成为对抗和斗争的领域。无论我们怎样为作者甚至为学生的自由权而斗争，教科书仍然需要有明确的范围。顺便说一下，这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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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对总统在信函中提出的要求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2004年元旦过后，从1月2日至1月12日，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部主任A.捷列维扬科院士会同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和通史研究所所长0 · 丘巴里扬院士，举行“三巨头”工作小组会议，讨论总统信函并制定了两页半篇幅的答复草案。答复中有一段与总统观点完全吻合的话用粗线条标示着：“历史教科书应当促进社会团结，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公民觉悟。”院士们认为：为此，必须在2004年通过国家标准，在2005年举办由所有再次出版的教科书参加的全俄竞选，根据竞选结果，选拔出不超过三四种的教科书。答复要求让科学院而不是教育机构在教科书内容方面拥有决定权。院士们最后建议总统，取消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的超额利润，并把这些钱给学者们去撰写正确的教科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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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决定的教师认为，“必须让孩子们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他们未必能够通过当代教科书学习爱国主义，在这些教科书里许多历史事件被夸大，而论述许多历史人物时用的都是轻蔑的语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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