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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现在和规划未来时必定要回顾和评述历史，这就是俄罗斯政坛的一大特点。但是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当局与反对派之间对历史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前者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后者则强调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遗迹。而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历史问题上同样也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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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描述和论述某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的教科书更是成为俄罗斯历史问题争论的重点。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范本对千百万学生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千百万学生是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他们如何看待先辈的历史并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观念的问题，而是攸关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的重大事情。当局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使学生按照官方的引导来了解和认识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对历史的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观。而反对派则希望在历史教科书里描述他们所认定的先辈的错误，让学生反省苏联历史的消极面，从而理解和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理念。这样，历史教科书就成为争夺俄罗斯中小学生灵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各方都力图通过教科书把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告诉学生们。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科书首当其冲地成为不同史学观点较量和斗争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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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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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为了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普京政府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特别注重维护苏联时期的大国形象，不容许和不接受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苏联内外政策和行为进行任何指责和贬损。为此，俄罗斯经常同相关国家就历史问题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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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对美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大为不悦和深感不满。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称苏联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15］4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S.麦克莱伦却明确表示布什政府不同意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这一评价。他说，“我们对苏联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并不感到遗憾。这是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促进了自由和民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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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初期乌克兰饥荒问题上，俄罗斯同自己的斯拉夫兄弟乌克兰表现出严重的歧见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006年1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认定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按照已经通过的法律，公开否定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被认为是对几百万大饥荒受害者纪念的侮辱，是对乌克兰人民尊严的损害，并且是违法的”。［17］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当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俄罗斯外交部认为，大饥荒并不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它承认，大饥荒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由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政策造成的，“但是，很清楚的是，这种政策并没有民族的特征。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为成熟的态度对待我们共同历史中的这些复杂而又痛苦的问题，而不要将其政治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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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乌克兰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2010年1月13日，乌克兰上诉法院在审理由乌克兰安全局提起的诉讼案中，判决苏联领导人和前乌克兰领导人犯有在1932—1933年组织饥荒罪。判决书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了“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人为地制造“旨在部分地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民族的生活条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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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签订70周年（1939年8月23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1939年9月1日）纪念活动期间，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就当年的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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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廷事件问题上，俄罗斯同波兰较量和争斗自90年代初期以来绵延至今。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都曾向波兰表示道歉和忏悔，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却另有看法甚至不服。2009年8月31日，普京总理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选举报》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是相互抱怨的理由还是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文章中写道：“其命运遭到集权主义政权损害的俄罗斯人民也非常理解波兰人在卡廷问题上的敏感情绪，在那里长眠着几千名波兰战俘。我们必须共同铭记这一罪行的受害者。”紧接着普京的笔调非常巧妙地一转，将卡廷事件同苏波战争的红军战俘问题挂钩：“卡廷”和“梅德诺耶”纪念碑，像1920年战争（即苏波战争——引注）中被俘虏的俄国士兵的悲惨命运一样，应当成为共同哀悼和相互原谅的象征。”［20］俄罗斯还拒绝了波兰提出的进一步解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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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苏军在希特勒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后于同月17日进入波兰东部问题上，波兰希望俄罗斯作出道歉，而后者则三缄其口。据报道，在2009年普京访问波兰并参加二战爆发70周年纪念活动时，76%的波兰人期待着普京就当年苏军进攻波兰表示道歉。［21］但是普京没有满足波兰人的要求。在普京现身波兰之前，普京上述那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已率先在波兰登载。普京首先指出波兰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已经伙同纳粹德国重新分割欧洲：“不仅德国而且还有匈牙利实际上还有波兰都参与欧洲领土重新划分。在慕尼黑条约签订的同一天，波兰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时与德军一起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切森和弗里施塔茨地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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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同波罗的海国家的争执主要是围绕着瓜分东欧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战争期间苏军占领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展开的。这三个国家自90年代独立以来一直要求苏联就当年的占领作出道歉和予以赔偿。2008年1月，爱沙尼亚总理再次要求俄罗斯进行道歉。［23］同月，立陶宛总统要求俄罗斯承认苏联占领立陶宛的事实并赔偿损失（估计为280亿美元）。［24］2009年4月，拉脱维亚步其后尘，向俄罗斯提出第一笔占领赔偿损失6亿6572万美元，而总的赔偿则估计为187亿美元。［25］俄罗斯当然不会满足它们的要求。早在2005年5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60周年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向波罗的海三国进行道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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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交锋则更为激烈和尖锐。这主要是欧洲议会和欧安组织前后通过的两项决议令俄罗斯深感不平和不安。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意识与集权主义决议》。决议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宣布8月23日为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权受害者纪念日。6月18日，爱沙尼亚议会表示支持该决议并宣布8月23日为纪念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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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3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谴责它们进行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和自由、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决议还要求注意欧洲议会有关宣布8月23日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统治下受害者纪念日的倡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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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代表团当时就反对把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进行比较，并对投票进行了抵制。随后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展开了全面的还击。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悉数上阵，以各种方法痛斥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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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俄罗斯外交部代表指出，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决议实际上把斯大林政权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决议里试图为了政治目的歪曲历史，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这不会促进在该组织成员国之间创造信任与合作的气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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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声明谴责重新审议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声明认为，试图修改二战的实际原因并让苏联同纳粹德国一样承担责任，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声明指出，“历史已经作出了审判——这场悲剧的主要罪犯是纳粹德国领导人。纽伦堡军事法庭已经认定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一最终判决，没有必要重新审议”。声明还表示，“把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是对俄罗斯各民族的侮辱，它们为所获得的和平付出了自己很高的代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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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欧洲国家议会大会不久前把法西斯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并且让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相同的责任。但这实在是厚颜无耻的谎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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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普京在波兰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普京俨然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分析二战历史时对当时西方国家同希特勒德国勾结和不愿与苏联共同对付德国威胁进行了严厉批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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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如爱沙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等，并不把苏联视为自己的国家，它们都陆续建立了反映所谓苏联占领时期的博物馆，并且正在撰写与俄罗斯版本的苏联历史相悖的本民族的历史。［33］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的担忧，它隐藏着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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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同外部国家就历史问题所进行的争执和较量，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人对历史的兴趣，同样也突出了历史教科书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维护本国形象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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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政府治理历史教育问题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第一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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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垄断地位，历史教科书的体系是相当稳定的。事实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学校历史教科书的指南，教科书中对所有历史问题的论述都是以《简明教程》的指导为基础的，没人敢于质疑和挑战由官方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所以，那时根本就不会因观点分歧而产生所谓教科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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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教育领域随即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苏联时期的历史教育体系瓦解后，俄罗斯开始制定新的历史教育标准和模式，其特征就是历史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时，由于新旧交替过程尚未完成，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是折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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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制定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鉴于义务制基础教育的实施，历史和社会学教育的线性结构（5—11年级）向同心结构（5—9年级和10—11年级）转变［34］；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实现有关研究历史进程的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的内容；为可变通的教学体系创作新一代的教科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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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教科书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被废除了。在多元条件下学校出现了以各种意识形态方法为基础的教科书。在各种观念（文明的和文化学的等）基础上编写的教科书取代了苏联时期的那些以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教科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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