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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恐怖”问题。《构想》分析了大恐怖的主要原因：“第一个问题属于客观因素之列。对斯大林加快现代化方针的抵制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局势失控，是‘大恐怖’的主要原因。作为唯一的政党，联共（布）是对当局‘反馈’的唯一渠道。结果，在社会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影响下，它成为形成各种思想和政治集团和派别的滋生地，丧失了自己的内聚力。这不仅使斯大林面临失去领导地位而且面临人身危险的威胁[联共（布）十七大投票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对总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移居国外的侨民集团的活动加深了这些担忧。苏联领导人仔细研究了在其他国家（西班牙是最鲜明的例子）利用‘第五纵队’的外部力量的经验。此外，斯大林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那些在内战中开始自己军事生涯的人都是托洛茨基的‘门徒’。战前，在能力和忠诚之间，斯大林选择的是军队指挥员和官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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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大恐怖’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实践中的理论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它与斯大林的个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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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对于斯大林个人在大恐怖中的作用是这样分析的：“……重要的是揭示，斯大林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行事的，作为制度的保卫者，作为把国家改造为由一个统一的中心管理的工业社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面临着不久的将来就要爆发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作为管理者）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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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大林知道坚如磐石的社会模式形成了并且对当局的威胁消除后，大恐怖就停止了。这是到1938年夏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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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快大恐怖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的了。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即便恐怖已不是原来的那样规模，它已经是为工业发展的任务服务了：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有计划地逮捕了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国防等任务所需要的那些工程师和专家。恐怖变成了解决国民经济任务的实用主义工具。虽然镇压是为了震慑那些工作懒散的人，那当然也不能证明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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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认为：“在教科书里无疑应当评价‘大恐怖’年代的镇压规模。但是，为此就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以为，如果这里有一个仅包括那些被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人的公式，这才是正确的。当所有的人并且不止一次地（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那些被开除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加进镇压牺牲者名单里的时候，这就可以避免利用这个题目进行投机。那些不懂得定义的人，就是根据这么大的数字来谈论牺牲者的数量。”[在正式出版的教师手册里，此段话修改为：“要评价大恐怖年代镇压的规模无疑是很困难的。首先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认为，如果是把仅仅包括那些被枪决者和因政治原因而获刑期者的数字作为基础，那才是正确的。当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以及那些被开除出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列入（而且不止一次）镇压牺牲者的行列时，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利用该题目进行投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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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问题。《构想》认为，批评者谴责该条约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观点很容易被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操纵其他国家命运的事例所驳倒：“在评价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时，必须强调，该条约的替代性选择可能是德国同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苏德条约的批评者谴责该条约决定秘密附件中提及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不道德’的，有关‘民主的’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这就是慕尼黑条约等）操纵弱小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事例非常容易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文件（即条约）的意义是在另一方面，即，苏联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参与决定欧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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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廷森林事件问题。《构想》认为，“……鉴于卡廷问题的政治敏锐性，不是去为杀害波兰战俘去辩护，应当指出，从斯大林角度看，卡廷森林枪决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政治合理性的问题，也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而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不是苏俄而是波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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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详细的《构想》引述中可以看出，《构想》在苏联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和对外关系问题上都为当局进行了精心的辩护。如果对照普京2007年在全俄教师代表会议上有关历史评价和教科书要求的讲话，应当说，这本教师手册，同先于其出版的下卷（《1945—2006年俄国史》教师手册）一起，都很好地执行了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它们都堪称俄罗斯新的官方史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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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它们遭到非官方史学的反对也是必然的。俄罗斯《新闻时报》在2008年8月25日和9月9日连续刊登文章对教师手册的《构想》进行评论。8月25日，一篇题为《合理的杀人管理：新的历史观念——斯大林恐怖是“发展的工具”》（作者A · 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构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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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上来就对《构想》所说的“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表示异议：“建议学习的历史首先是当局的历史。那里没有人的历史。只有国家的目标和手段。虽然没有出现‘辩护’一词，但是在许多方面这正是为手段进行辩护的历史。因为难以想象，有哪个当局会没有解释和证明自己政策的动机，哪个当局不是根据自己的逻辑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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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想》中有关杀害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问题，伯恩斯坦认为《构想》实际上使用的是“公正的”历史报应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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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对《构想》有关“大恐怖”的论述最为不满。他写道：如果说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里对于斯大林镇压的历史，或者是简单地隐瞒，或者是被说成是对苏共中央总路线的某种“偏离”，那么，我们的设计者（作者——引注）则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消灭自己几百万公民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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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构想》中提出的“被镇压者”的公式，伯恩斯坦提出如下的质疑：“如果按照这样的‘公式’，那么，任何死于集中营或放逐时期的人都不是镇压的牺牲者。这里，我想提醒未来教科书的作者和教育出版社，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于1991年10月18日签署的第1761—1号法令《关于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法令》还没有被谁废除。法令第一条明确规定：政治犯、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者、被剥夺公民资格者、特殊移民、被流放者……都是镇压的主体。这样，教科书《构想》提出自己的不同于法律解释和正式通过的被镇压者的计算方法的公式，不仅践踏了道义标准，而且也与现行法律直接相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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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写道：“我们要指出的是，打算大规模地兜售这些明显违法的解释，把它们提供给教师作为指针，提供给中学生作为知识。《构想》的基本观点还有作者的讲话，都不承认苏联存在集权主义的事实。虽然有关镇压的法律白纸黑字写道：‘在苏联政权时期，几百万人成为集权主义国家专横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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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伯恩斯坦以嘲讽的口吻说，“去年，菲利波夫的俄国历史教科书已经遭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试图缩小斯大林镇压的规模和对斯大林个人的独特解释（‘有效的管理者’）。一年过去了。有效的管理者成为‘成功的管理者’。而大规模恐怖则从‘合理的’角度予以解释。”［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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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册作者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当然无法接受如此严厉的批评。2008年9月9日，他们在《新闻时报》发表反驳和解释文章：“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观念作者解释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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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要就三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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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在苏联农村不存在有组织的饥荒”。《构想》里明确地写道，30年代初期的饥荒“不是”当局“引起的”，尤其不是针对某些民族的。已经作过相关的解释。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一立场。如果我们的对手仿效乌克兰当局认为，饥荒是由克里姆林宫组织的，就是为了对乌克兰人民（或者就如有时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整个苏联人民）实行种族灭绝，那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乌克兰，有人把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灾难说成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尤申科总统试图把它变成刑事犯罪。但是，请原谅，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里需要这种观点吗？现在不能给那些极端狂热者提供有利于饥荒是由上面组织的结论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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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恐怖”。既然作者似乎没有完全明白文件里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在历史书籍里，“大恐怖”绝非是指整个苏联时期，甚至也不是整个30年代，而是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的那14个月的时间，这一时期内的高潮就是以政治方面的理由所执行的逮捕和枪决。那时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68.2万人。正是这一时期显示出苏联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镇压的大规模性和残酷性。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为何“大恐怖”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我们是建议教师们考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吧。在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随后各加盟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家曾准备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取消了对国内相当一部分公民选举权的限制。这不仅引起了一些选民的愤怒反应（譬如，在科洛姆纳的一个企业里，仅仅推选代表候选人会议主席团的选举就进行了好几天），而且还引起了当局（特别是地方当局）对当局反对派可能当选代表的严重不安。大量的信件从地方寄送到中央，在这些信函中（当地的）当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都通报了有关新的“敌人”在为选举进行准备。这是否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这是修辞性反问。这里考虑了西班牙“第五纵队”的经验和挑唆性的“军人案件”。对所有这些假设性的“敌人”和整个社会集团进行了打击。这是“先发制人的”打击。作者们对此已有论述。这一解释哪里有为当时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辩护了？也许我们的对手认为，任何解释的试图都是辩护。我们只能对这样的思路感到惊奇。按照伯恩斯坦的话来判断，似乎“设计者（即教师手册作者——引注）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杀害自己几百万同胞寻找合理的辩护”，他实际是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辩护，但是我们却有点不太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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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这里解释了镇压的规模问题：关于镇压的规模。广泛流行的宣传方法是，把各种被镇压者（不仅是死刑犯和死于监狱者，而且是被逮捕者、被流放者、被驱逐者和被遣送者）的数量同在伟大卫国战争或在纳粹集中营里死亡者数量进行比较。宣传者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样的观点：“较之德国纳粹分子，俄国共产党人杀死了更多的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等，直到“俄罗斯是对和平的威胁”。我们反对此类欺骗方法，我们要说的是，进行对比的必须是死亡者的数量。这里指的是，在教科书里不应有那些未经核实和不经科学证实的伤亡数字，而应有的是那些能被确实证明的数字。在相同的教科书里列举了所有种类的被镇压者，并且说明我们几百万同胞的这种情况。学生们在教科书里应当看到的正是这些数字，而不是前些年传统的和令人震惊的“发现”——有关在镇压过程中几乎有1.2亿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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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关于卡廷森林事件。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波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的问题。这在《构想》里可以看出。即使战前的镇压是凶狠的，战争是残酷的，大规模地枪决战俘对于苏联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对手在哪里看到了为杀害这些不幸者进行辩护或提出有关“公正的历史报复”的问题？（顺便说一下，这是伯恩斯坦先生的说法）须知，我们一开始就指出，我们试图论述当局行为的动机。从斯大林方面来说，枪决被俘的波兰人就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在教科书里有关于这种情况的文件。难道学生们无须知道这种立场？而是否同意这种立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尤其是这里讲的是中学教科书，学生们必须形成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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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后要求：不要匆忙进行评价和作出结论，至少在教科书出版之前。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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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教师手册为蓝本和指导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正式出版。［93］教科书照例也引起了争论。一年前对教师手册《构想》进行批评的《新闻时报》又刊文对教科书进行了评论。A · 伯恩斯坦和д · 卡尔采夫于2009年12月26日发表了“为目的辩护”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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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必须承认，教科书里实际上并没有令人极为厌恶的意想不到的内容。可是，去年的《构想》实际上全部引入了教学参考书。主要是，作者在教科书里虽然缓和了措辞，但小心地和坚定地保留了自己特别的立场。事情不仅仅在于，‘集权主义’的术语没有出现在《构想》里，也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无论是在正文里还是在书后面的专门词汇里。作者只是说，到30年代末，在国内建成的是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工业社会的特殊变体’。事情就在于，他们总体上不认为苏联历史具有集权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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