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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问题。《构想》认为，批评者谴责该条约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观点很容易被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操纵其他国家命运的事例所驳倒：“在评价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时，必须强调，该条约的替代性选择可能是德国同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苏德条约的批评者谴责该条约决定秘密附件中提及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不道德’的，有关‘民主的’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这就是慕尼黑条约等）操纵弱小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事例非常容易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文件（即条约）的意义是在另一方面，即，苏联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参与决定欧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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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廷森林事件问题。《构想》认为，“……鉴于卡廷问题的政治敏锐性，不是去为杀害波兰战俘去辩护，应当指出，从斯大林角度看，卡廷森林枪决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政治合理性的问题，也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而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不是苏俄而是波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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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详细的《构想》引述中可以看出，《构想》在苏联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和对外关系问题上都为当局进行了精心的辩护。如果对照普京2007年在全俄教师代表会议上有关历史评价和教科书要求的讲话，应当说，这本教师手册，同先于其出版的下卷（《1945—2006年俄国史》教师手册）一起，都很好地执行了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它们都堪称俄罗斯新的官方史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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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它们遭到非官方史学的反对也是必然的。俄罗斯《新闻时报》在2008年8月25日和9月9日连续刊登文章对教师手册的《构想》进行评论。8月25日，一篇题为《合理的杀人管理：新的历史观念——斯大林恐怖是“发展的工具”》（作者A · 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构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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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上来就对《构想》所说的“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表示异议：“建议学习的历史首先是当局的历史。那里没有人的历史。只有国家的目标和手段。虽然没有出现‘辩护’一词，但是在许多方面这正是为手段进行辩护的历史。因为难以想象，有哪个当局会没有解释和证明自己政策的动机，哪个当局不是根据自己的逻辑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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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想》中有关杀害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问题，伯恩斯坦认为《构想》实际上使用的是“公正的”历史报应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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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对《构想》有关“大恐怖”的论述最为不满。他写道：如果说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里对于斯大林镇压的历史，或者是简单地隐瞒，或者是被说成是对苏共中央总路线的某种“偏离”，那么，我们的设计者（作者——引注）则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消灭自己几百万公民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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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构想》中提出的“被镇压者”的公式，伯恩斯坦提出如下的质疑：“如果按照这样的‘公式’，那么，任何死于集中营或放逐时期的人都不是镇压的牺牲者。这里，我想提醒未来教科书的作者和教育出版社，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于1991年10月18日签署的第1761—1号法令《关于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法令》还没有被谁废除。法令第一条明确规定：政治犯、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者、被剥夺公民资格者、特殊移民、被流放者……都是镇压的主体。这样，教科书《构想》提出自己的不同于法律解释和正式通过的被镇压者的计算方法的公式，不仅践踏了道义标准，而且也与现行法律直接相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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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写道：“我们要指出的是，打算大规模地兜售这些明显违法的解释，把它们提供给教师作为指针，提供给中学生作为知识。《构想》的基本观点还有作者的讲话，都不承认苏联存在集权主义的事实。虽然有关镇压的法律白纸黑字写道：‘在苏联政权时期，几百万人成为集权主义国家专横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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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伯恩斯坦以嘲讽的口吻说，“去年，菲利波夫的俄国历史教科书已经遭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试图缩小斯大林镇压的规模和对斯大林个人的独特解释（‘有效的管理者’）。一年过去了。有效的管理者成为‘成功的管理者’。而大规模恐怖则从‘合理的’角度予以解释。”［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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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手册作者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当然无法接受如此严厉的批评。2008年9月9日，他们在《新闻时报》发表反驳和解释文章：“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观念作者解释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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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要就三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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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在苏联农村不存在有组织的饥荒”。《构想》里明确地写道，30年代初期的饥荒“不是”当局“引起的”，尤其不是针对某些民族的。已经作过相关的解释。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一立场。如果我们的对手仿效乌克兰当局认为，饥荒是由克里姆林宫组织的，就是为了对乌克兰人民（或者就如有时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整个苏联人民）实行种族灭绝，那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乌克兰，有人把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灾难说成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尤申科总统试图把它变成刑事犯罪。但是，请原谅，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里需要这种观点吗？现在不能给那些极端狂热者提供有利于饥荒是由上面组织的结论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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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恐怖”。既然作者似乎没有完全明白文件里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在历史书籍里，“大恐怖”绝非是指整个苏联时期，甚至也不是整个30年代，而是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的那14个月的时间，这一时期内的高潮就是以政治方面的理由所执行的逮捕和枪决。那时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68.2万人。正是这一时期显示出苏联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镇压的大规模性和残酷性。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为何“大恐怖”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我们是建议教师们考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吧。在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随后各加盟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家曾准备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取消了对国内相当一部分公民选举权的限制。这不仅引起了一些选民的愤怒反应（譬如，在科洛姆纳的一个企业里，仅仅推选代表候选人会议主席团的选举就进行了好几天），而且还引起了当局（特别是地方当局）对当局反对派可能当选代表的严重不安。大量的信件从地方寄送到中央，在这些信函中（当地的）当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都通报了有关新的“敌人”在为选举进行准备。这是否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这是修辞性反问。这里考虑了西班牙“第五纵队”的经验和挑唆性的“军人案件”。对所有这些假设性的“敌人”和整个社会集团进行了打击。这是“先发制人的”打击。作者们对此已有论述。这一解释哪里有为当时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辩护了？也许我们的对手认为，任何解释的试图都是辩护。我们只能对这样的思路感到惊奇。按照伯恩斯坦的话来判断，似乎“设计者（即教师手册作者——引注）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杀害自己几百万同胞寻找合理的辩护”，他实际是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辩护，但是我们却有点不太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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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这里解释了镇压的规模问题：关于镇压的规模。广泛流行的宣传方法是，把各种被镇压者（不仅是死刑犯和死于监狱者，而且是被逮捕者、被流放者、被驱逐者和被遣送者）的数量同在伟大卫国战争或在纳粹集中营里死亡者数量进行比较。宣传者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样的观点：“较之德国纳粹分子，俄国共产党人杀死了更多的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等，直到“俄罗斯是对和平的威胁”。我们反对此类欺骗方法，我们要说的是，进行对比的必须是死亡者的数量。这里指的是，在教科书里不应有那些未经核实和不经科学证实的伤亡数字，而应有的是那些能被确实证明的数字。在相同的教科书里列举了所有种类的被镇压者，并且说明我们几百万同胞的这种情况。学生们在教科书里应当看到的正是这些数字，而不是前些年传统的和令人震惊的“发现”——有关在镇压过程中几乎有1.2亿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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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关于卡廷森林事件。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波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的问题。这在《构想》里可以看出。即使战前的镇压是凶狠的，战争是残酷的，大规模地枪决战俘对于苏联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对手在哪里看到了为杀害这些不幸者进行辩护或提出有关“公正的历史报复”的问题？（顺便说一下，这是伯恩斯坦先生的说法）须知，我们一开始就指出，我们试图论述当局行为的动机。从斯大林方面来说，枪决被俘的波兰人就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在教科书里有关于这种情况的文件。难道学生们无须知道这种立场？而是否同意这种立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尤其是这里讲的是中学教科书，学生们必须形成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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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后要求：不要匆忙进行评价和作出结论，至少在教科书出版之前。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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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教师手册为蓝本和指导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正式出版。［93］教科书照例也引起了争论。一年前对教师手册《构想》进行批评的《新闻时报》又刊文对教科书进行了评论。A · 伯恩斯坦和д · 卡尔采夫于2009年12月26日发表了“为目的辩护”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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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必须承认，教科书里实际上并没有令人极为厌恶的意想不到的内容。可是，去年的《构想》实际上全部引入了教学参考书。主要是，作者在教科书里虽然缓和了措辞，但小心地和坚定地保留了自己特别的立场。事情不仅仅在于，‘集权主义’的术语没有出现在《构想》里，也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无论是在正文里还是在书后面的专门词汇里。作者只是说，到30年代末，在国内建成的是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工业社会的特殊变体’。事情就在于，他们总体上不认为苏联历史具有集权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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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总体上，有关我们祖国的过去‘一切正常’的观点，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教科书。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政治体制的严酷》一章里谈到了镇压，但是作者故意无视斯大林主义的集权一恐怖的实质，似乎竭力不‘伤害’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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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批评说：“教科书的历史观念的第二根支柱是，俄国的过去没有可供选择的替代。根据作者的看法，结果是，不仅历史上没有假定式，而且换一种其他方式国家简直就不能生存了。当然，可以发现，《构想》公布一年后，作者最终想起：30年代苏联的‘巨大成就’是付出了自己代价的，这种代价是以几百万人的生命来计算的。提到了‘全人类的价值观’。尤其是，作者多次声明，他们不为政权的罪行进行辩护。但是，一旦谈到这一点时，立刻就直接或间接地必定出现‘但是’一词。从后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所发生的事情从国家合理性角度看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动员性政治’（这是教科书作者使用的一个术语）自然就包含着恐怖。有什么办法呢？必须解决对于国家来说的极其重要的宏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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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表示非常担心的是：“总的来说，这比去年《构想》里所阐述的方法更为危险，在《构想》里，对‘问题的代价’是低调地缄默不语。须知，就是以这种方式唆使学生们：‘代价’，甚至如果这是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忽视的。目的不负手段，而需要的时候史学家们就要为目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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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文章严厉批评不惜代价的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可能从现在的市场标准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奇迹’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德国战前的工业化紧急纲领和美国罗斯福时期大规模反危机计划，甚至都远没有伴随如此规模地使用暴力和如此数量的牺牲。投入到建设按照任何经济标准都是没有意义的运河和投入到修建什么地方都不通的铁路方面的几十万人的生命，那是对集权主义制度经济的真正判决。战争头一两年重建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历史无论如何都不是它的功绩，它只是由于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潮才有可能。苏联经济现代化或为战争进行准备用来解释大恐怖是无力的根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大恐怖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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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文章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讲到学校教科书的时候，能否放弃对过去的道德评价而以‘有效性’的论断取代它？”“史学家应当同自己的人民同欢喜共悲哀。他不应当被偏见所支配，歪曲事实，夸大幸福，在叙述中缩小灾难。他应当首先讲真话；但是他可以甚至应当充满悲伤地描述自己人民历史上所有不快和耻辱的事情，同样也应当欢欣鼓舞叙述有关引以为荣的事情、有关胜利和繁荣的事情。这样，或许他就是一个本国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而不首先是一个史学家。”［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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