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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30%的俄罗斯人对历史课本采取如下立场：它们应当提出各种观点，但是，同时，这种多元化应当包含在单一的一种教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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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代表是否应当监督历史课本的内容？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大部分俄罗斯人（56%）持赞成态度。他们提出的基本的理由是：“没有当局”就会在教材中偷偷塞进某种“骗人的东西”；“为了避免歪曲历史”；“作者可能做些渲染”；“万一他们瞎写”（20%的人）。而有13%的俄罗斯人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根据是：当局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写历史”（4%）；最好由专业史学家来监督教材内容（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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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社会和学术界围绕历史参考书展开争论的时候，俄罗斯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就修改教育法的问题采取行动了。7月上旬，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通过和批准了含有教科书鉴定和出版规定的俄罗斯教育法修正案。7月24日，该法案由普京总统签署并从9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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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教育法只是对教材的鉴定和教材目录的编制予以规定：国家有权“确定对被推荐或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实施鉴定的方法，并在鉴定的基础上每年确定联邦教材书目”。修订后的教育法增加了有关教科书出版的严格规定。按照修正案，国家有权“确定挑选出版被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机构的方法；确定这些机构的名单”。［80］也就是说，根据新的教育法，今后教科书从鉴定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将由国家（通过教育部）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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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俄社会与人文科学教师会议到普京就教科书问题的讲话，再到俄罗斯立法机关通过有关教育法的修正案，可以看出，争议中的《当代史教师手册》不仅仅是纯粹的历史教学问题，甚至也超出了历史科学的范围，它实际上涉及了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这样一个全民范围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教师手册》所引发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整顿和规范包括教育和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契机。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种作为重建俄罗斯强国地位思想基础的国家导向的意识形态，［81］并以此作为防范西方在俄罗斯玩弄“颜色革命”的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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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教育部在普京总统讲话后闻风而动，在教科书问题上推出了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措施。8月22日，教育部通过记者招待会向人们显示了俄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图和决心。在俄通社一塔斯社新闻中心举办的题为“学生教科书内容问题：加强学术和方法学的监督”的记者招待会上，俄教育部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规范司司长M · 卡利那等官员以介绍和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俄政府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和举措。择其要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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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国产教科书，作为精神产品的历史教科书市场不容外国染指。卡利那指出，学生教科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与其他任何产品不同，教科书内容应当百分之百属于国产。俄罗斯公民乘坐外国汽车或者利用进口部件组装汽车，这不是很好，但它完全可以允许。而教科书内容，作为培养俄罗斯公民的手段，绝对应是俄罗斯产品。卡利那说，“我们应当努力使我们教科书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从课题规则到阐述历史事实。”卡利那解释说，“外国教科书只是对学习外语才是合适的，即便是这样，考虑到俄罗斯的特征和心理特点最好还是以本国的参考书为基础。”至于历史教科书，卡利那认为，“现在到处可以遇到外国人在历史阐述问题上的投机行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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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领导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以提高所有教科书的质量，教育部已经或正在予以落实。卡利那说，总统属下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团作过有关的决定，在此基础上，由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的专门委员会来鉴定所有的教科书。从2008—2009学年起，只有那些通过了专门的鉴定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严格挑选的书本才能列入联邦教科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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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将检查教科书所阐述的科学事实与科学观点是否一致。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将审查阐述事实的教学法。通过两院鉴定后，教科书才能获得“准许”或“推荐”的印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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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风格要像祖母讲故事那样亲切”。卡利那认为，历史教科书不同于学术研究。历史科学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所有方面，而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们对世界和国家的立场。教科书材料的挑选和阐述材料的方法应当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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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此给记者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您想要让您的儿子知道您的家庭史，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会建议他根据什么样的材料进行研究：按照您祖母和曾祖母的某些故事和回忆录还是按照地区民警或地区医生所做的记载您家庭所有过失和您所患疾病的冷漠记录进行研究？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根据亲人的叙述来研究我们的家庭史。因为甚至当我们讲述有关我们家庭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讲是如何克服它们的，而不要津津乐道地去咀嚼这些问题……我非常希望我的孙子们按照这样一种教科书来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它不是以地区民警的逻辑而是以祖母和曾祖母的逻辑书写的，这种逻辑力争使我的孩子和孙子们形成对待家庭的积极立场，甚至如果在我的家庭中曾经有过痛苦的东西。”［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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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部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2008—2009学年历史教科书“推荐”和“准许”（使用）目录。在《教师手册》基础上撰写的同类教科书（菲利波夫同丹尼洛夫和乌特金主编的《1945—2007年俄国史》11年级教科书），进入了联邦教科书“准许”（使用）目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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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与《教师手册》相比，在新的教科书里，对斯大林镇压的赞颂性评价没有了，而“主权民主”变成了“俄罗斯的新方针”。但是，《教师手册》中的大部分评价都保留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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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1900—1945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和教科书引起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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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6年俄国史》教师手册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由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师手册接接踵而来。［87］该书实际上是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8年俄国史》的姊妹篇，它们在方法和观点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连贯性。该书出版之前，其《构想》部分于2008年6月先行刊登在教育出版社的网站上。鉴于《构想》部分非常全面和清晰地阐述了对几乎所有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兹择要援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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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构想》部分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手册的指导思想：“本教科书的方法论基础是俄罗斯史学家的最新研究，他们从捍卫和加强国家主权、培养俄罗斯爱国公民的角度使对我国历史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为此目的，特别注重确定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质，不仅考虑到该时期的国内进程而且也考虑到国际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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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这项原则是分析革命前时期事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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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初期俄国发展水平的问题。《构想》认为，“应当重新审议有关俄国落后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观点，因为这种‘落后’一直是非常相对的，并不涉及整个社会关系范围。俄国一直落后的地方是：那种不是俄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从外部借用的东西。通常认为俄国的落后首先就是俄国的社会关系与欧洲的生活方式不一致，而被寻找的原因是经济基础的‘落后’。这通常是一种杜撰，它没有注意到的是，有时俄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大大超过了那些欧洲国家（18世纪的冶金工业，20世纪的重工业），同时，俄国也保存着自己关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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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月革命。《构想》把它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里进行考察，并且参照法国大革命，改称十月革命为俄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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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恐怖”问题。《构想》分析了大恐怖的主要原因：“第一个问题属于客观因素之列。对斯大林加快现代化方针的抵制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局势失控，是‘大恐怖’的主要原因。作为唯一的政党，联共（布）是对当局‘反馈’的唯一渠道。结果，在社会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影响下，它成为形成各种思想和政治集团和派别的滋生地，丧失了自己的内聚力。这不仅使斯大林面临失去领导地位而且面临人身危险的威胁[联共（布）十七大投票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对总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移居国外的侨民集团的活动加深了这些担忧。苏联领导人仔细研究了在其他国家（西班牙是最鲜明的例子）利用‘第五纵队’的外部力量的经验。此外，斯大林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那些在内战中开始自己军事生涯的人都是托洛茨基的‘门徒’。战前，在能力和忠诚之间，斯大林选择的是军队指挥员和官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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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大恐怖’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实践中的理论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它与斯大林的个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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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对于斯大林个人在大恐怖中的作用是这样分析的：“……重要的是揭示，斯大林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行事的，作为制度的保卫者，作为把国家改造为由一个统一的中心管理的工业社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面临着不久的将来就要爆发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作为管理者）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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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大林知道坚如磐石的社会模式形成了并且对当局的威胁消除后，大恐怖就停止了。这是到1938年夏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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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快大恐怖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的了。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即便恐怖已不是原来的那样规模，它已经是为工业发展的任务服务了：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有计划地逮捕了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国防等任务所需要的那些工程师和专家。恐怖变成了解决国民经济任务的实用主义工具。虽然镇压是为了震慑那些工作懒散的人，那当然也不能证明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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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认为：“在教科书里无疑应当评价‘大恐怖’年代的镇压规模。但是，为此就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以为，如果这里有一个仅包括那些被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人的公式，这才是正确的。当所有的人并且不止一次地（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那些被开除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加进镇压牺牲者名单里的时候，这就可以避免利用这个题目进行投机。那些不懂得定义的人，就是根据这么大的数字来谈论牺牲者的数量。”[在正式出版的教师手册里，此段话修改为：“要评价大恐怖年代镇压的规模无疑是很困难的。首先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认为，如果是把仅仅包括那些被枪决者和因政治原因而获刑期者的数字作为基础，那才是正确的。当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以及那些被开除出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列入（而且不止一次）镇压牺牲者的行列时，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利用该题目进行投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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