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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竟然将和平共处写进了党纲……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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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斯大林的文章中也未用过像和平共处之类模棱两可的说法。”（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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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莫洛托夫也曾非常肯定地主张过“和平共处”。他鼓吹和平共处比赫鲁晓夫还早，比赫鲁晓夫更积极，更理论化。苏联长期驻中国的外交官、副外长、联合国苏联首席代表费德林在所著《费德林回忆录》中就有关于莫洛托夫的《研究列宁的和平共处论点》一长节，是专述莫洛托夫在1955年时是如何特别重视必须坚持“和平共处”这个特别重要原则的。1955年，莫洛托夫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外长身份率领苏联代表团到旧金山去出席联合国成立10周年特别大会时，是从英国坐船到美国的，“刚一登上英国远洋轮（玛丽王后号），莫洛托夫便召集我们开业务会，要求我们学习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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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德林在书中说，莫洛托夫说：“我们要认真领会这个重要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用列宁的构想武装起来。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在著作中提的这一思想是苏联同西方发展国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性的论点……从现在起，我们的引文中不再用‘和平同存’的说法，而是‘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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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人员未带《列宁全集》，记不清列宁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是怎么讲的，费德林说：“莫洛托夫申斥我们，并且立刻把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一字一句地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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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中，莫洛托夫每天两次召集我们讨论和平共处问题……他说，和平共处政策不是战争间歇期间的权宜之计，而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活动中最核心的问题。考虑到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要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处和合作，它就不是战术步骤，而是我们同外国关系中的战略。总而言之，要树立这样一种思想，过去把过多的力量用于刀剑，现在该是化剑为犁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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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谈话时，一切都做了180度的转变，唯一的目的就是反对赫鲁晓夫，他这算什么无产阶级政治家呢？其实，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讲的“和平共处”，还远没有莫洛托夫这么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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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在丘耶夫面前认为提倡和平共处，就是向帝国主义示弱投降。他说：“如今到处使用和平共处……而求和就意味着示弱，在强敌面前示弱……示弱不适合于布尔什维克。”（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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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最后二三十年竟然一变而为要么是用全力去打倒帝国主义，要么是所谓和平共处，二者绝不能并存：“如果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目标，那么怎能主张不打倒帝国主义而与之和平共处呢？”（第586页）莫洛托夫不顾现实中的情况，不顾主客观力量的对比，只会天天高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和平共处，那就只有再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一条路可走了。这不是坚决要同渴望和平的全世界人民对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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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丘耶夫转述，“莫洛托夫认为，帝国主义将在二十世纪彻底灭亡”。（第589页）这是完全不要根据的胡言乱语，非常可笑，无评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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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认为：“美国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在那里会比其他国家更早实现。”（第105页）但是，这是莫洛托夫纯主观的一厢情愿。这么多年来，美国人民何时有过非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的迹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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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证实贝利亚之流只能百分之百地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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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身家性命也全在斯大林手中。斯大林周围也是贝利亚的人。贝利亚曾对莫洛托夫夸口称，斯大林是被他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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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内，由于个人崇拜已成为人们的思维自动控制系统，那里的很多干部和普通人民都有两个误会：一是凡被杀的就一定是反革命，绝对该杀。例如，一个曾同丘耶夫一起去访问过莫洛托夫的作家，他的父母都是在30年代被斯大林杀了的，但他还是狂热地拥护斯大林的镇压。父母虽然已经平反了，还认为斯大林杀得是对的。另一个大误会是认为，凡杀错了的，全都是贝利亚之流干的，斯大林爱民如子，什么都不知道。简言之，不外“该杀”与“受蒙蔽”说两种。至于斯大林，则什么错误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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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却为我们谈出了某些真相。他说：“但是我认为贝利亚自己不敢做主。他是执行命令，执行斯大林最强硬的命令。”（第495页）又说：“不，我从来不认为贝利亚应负主要责任，我向来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斯大林和我们，因为我们表示过支持，而且一贯积极支持。而我本人时时都很积极，主张采取措施。我们干得如此严酷，我过去没有后悔，今后也一定不后悔。”（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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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还认为贝利亚之流不干绝对不行。“他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心惊胆战，怕斯大林。”“斯大林的妻子对贝利亚恨之入骨。但是如果他不干，人们会找到另外一个人。他的工作不好做，逃脱不了。”（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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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镇压后留下的零星的几个人是否很安全呢？莫洛托夫在全书中多次讲，他和伏罗希洛夫等一直被窃听，他本人也时时在准备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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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与她的情人卡普列尔往来的情书、电话记录等也全落到了斯大林的手中（见斯维特兰娜《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其他人还用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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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体制下，贝利亚也不会安于“执行者”的角色，事实发展的结果是，其实斯大林公私生活周围的一切高、中、低级人员，也都是贝利亚派的（有两个重要人物不是贝利亚的人，即斯大林内部办公室负责人波斯克列贝舍夫中将，斯大林周围及随身警卫负责人弗拉西克中将，斯大林死前竟将他们捕了起来。后来，后者被弄死；前者于斯大林去世后被放出）。此后，斯大林一天24小时，不管室内还是室外，全掌握在贝利亚部下手中，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他本人已成为贝利亚的手中物。莫洛托夫证明了这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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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斯大林。——引者注）知道，为了身家性命，贝利亚无所不为。负责挑选警卫人员的，事实上正是这个贝利亚，斯大林是从贝利亚给他派的人里再挑选，可自己还以为是自己亲自选用警卫的呢。哪知道贝利亚搞了名堂。”（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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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知道这事，但摆脱不了。他要摆脱，就得依靠国防军，但他更不放心国防军这股力量，所以才会在30年代把中级以上的军官几乎“清洗”光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个元帅的回忆录都证明了此点。朱可夫说，1939年夏在中蒙边境发生日军进攻的“诺门罕事件”时，他奉命去做总指挥，发现有的师长是由尉官担任，因为师内的校官全部被捕或杀掉了。）华西列夫斯基在1939—1940年的对芬战争中到前线也发现很多师均由尉官指挥，因为校官都已被镇压了（包括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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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看出，斯大林逝世前几天，只有贝利亚一个人最活跃，一切都是贝利亚在做主（《赫鲁晓夫回忆录》也完全是这么说的），他们的性命当时全握在贝利亚一个人的手中，所以政治局诸人才不得不联合国防军来消灭贝利亚等人，以求自保。莫洛托夫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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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排除是他（指贝利亚。——引者注）对斯大林下了毒手，因我从他的话语中觉察出一些……比如1953年5月1日在列宁墓观礼台上他作了这种暗示……显然是为了引起我的同情，他对我说：‘我把那位给收拾了。’好像是给我帮了什么忙似的。自然他的意图是要改变我对他的态度：‘我救了你们大家！’”（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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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死，迄今还是一个谜，难下定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斯大林最信任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竟希望他快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也载明：在半夜，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三个有决定作用的人得报去别墅，看到斯大林不省人事后，却故意命令侍候的人们说，斯大林睡着了，不要去惊动他，根本不找医生来抢救，三个人扬长而去，过了好几个小时以后，三人再来，斯大林仍未死，这以后才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请医生抢救……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一句不解释，他们眼见斯大林已完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马、贝、赫三人为何不找医生，为何三人一起扬长而去……这些显然证明：他们不去救斯大林，希望他快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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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说，在斯大林的授权下，“他（指贝利亚。——引者注）整理了所有人的材料。还整理了斯大林的材料。当然也整理了我的，嗯，不是材料，而是……”（第406页）莫洛托夫没有说下去，当然都是要他命的“罪状”。所以莫洛托夫再一次证实了当时杀人时（不包括一般的刑事犯）的罪名其实早已编好，就看什么时候用或不用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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