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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这些磨难之后,贾巴利本应对推动这些理念的信心产生动摇。恰恰相反,他学会如何以一位“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姿态面对西方,尤其是面对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的外交官。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及出色的自控能力,加上遭受被单独囚禁多年的磨难,让他可以将风格变得柔顺,同时却不影响其激进主义的信念。这位来自苏斯,外表平静的已婚男人、3个女孩的父亲,凭借两面三刀的手法让自己成为复兴运动党(该党于2011年3月1日获得合法地位)这一“温和”伊斯兰政党出色的正式候选人,角逐政府总理一职。他努力安抚西方投资者及游客,同时坚持使突尼斯重新走伊斯兰化的路线。贾巴利悄悄地建立起一个联盟:将复兴运动党、保卫共和大会党及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联合起来,组建起一个除三方代表之外还包括独立代表的政府。在41个政府职位中,复兴运动党获得了17个,某些职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职能:司法部长、人权和恢复社会正义部长(同时具有政府发言人的职能),以及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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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巴利准备巧妙地夺取世俗民主派的“革命”果实,后者与西方一直配合默契。在2012年1月25日至29日举行的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贸然向西方提出请求:要求与会的世界经济大国为新生的突尼斯民主提供经济和资金支持。2012年2月2日,他又来到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后者没能给他所要的经济支持。在会谈结束时,双方仅宣布准备在欧盟同突尼斯之间进行优先合作,成立一个企业家混合委员会,重新启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并开启自由贸易协定收尾阶段的谈判。贾巴利利用这次访问出入豪华饭店,会见了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特琳娜·阿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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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菲派压力下的突尼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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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义者马尔祖基及伊斯兰主义者贾巴利对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访问次数不断增加,试图证明突尼斯民主状态的良好,而且有能力为来突尼斯的商人与旅游者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但他们无法隐藏国家所经历的无休止的动荡。自“革命”将本·阿里驱逐之后,许多萨拉菲派团体增加了暴力示威活动,强迫民众根据伊斯兰教法的教条生活。他们用恐怖手段践行传播信仰的热忱。为了使突尼斯人的风俗习惯与教条相符,他们的攻击活动日渐增多,并获得了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大笔资金。因此在2011年5月,人民起义的摇篮——西迪布济德的酒吧被伊斯兰主义者勒令关停。同月26日,突尼斯西北部的坚杜拜省,由于警方逮捕了数名袭击平民的萨拉菲派人士,一群携带短刀、弯刀和燃烧瓶的蓄须男子愤怒地袭击了当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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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遭到伊斯兰主义者迫害,未得到政府和司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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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菲派信奉伊斯兰教最根本的形态是瓦哈比派,该教派于18世纪诞生于沙特阿拉伯,并得到其石油和资助。他们希望实行穆斯林神权政治,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他们不喜欢突尼斯艺术家,指责其“亵渎神明”。他们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向艺术家发出死亡威胁,将其照片、姓名及住址放到脸书上,并注明“死的活的都要”,将这些人置于恐怖的氛围之中。他们对社交网站的了解与运用,同世俗民主派的支持者一样得心应手……他们试图通过网络,将顺应世界潮流、开放现代的突尼斯的发展进程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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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社交网站上进行威胁外,萨拉菲派的暴力示威活动在本·阿里倒台后就已开始,并且日渐增多。2011年10月7日,总统选举前15天,突尼斯私营电视台纳斯马(Nessma)播放《我在伊朗长大》一片。这部法国、伊朗联合制作的动画长片由玛嘉·莎塔碧担任制片,用突尼斯阿拉伯语配音,引发了对宗教融合的争论。该片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叙述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但动画片中有一个画面展示了安拉的面孔,这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萨拉菲派对此极为愤慨,以此为由引发了一场暴动浪潮。他们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指控该电视台总裁纳比尔·卡鲁伊“损害神圣的价值观及良俗,扰乱公共秩序”,并要求对其进行审判。该片的审查人员及译制人员也被要求追究责任。10月9日,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企图攻击纳斯马电视台在突尼斯的办公场所,但被警方阻止。10月14日,100多名萨拉菲分子向纳比尔·卡鲁伊的住宅投掷燃烧瓶。卡鲁伊就播放引发争议的影片公开向突尼斯人民道歉,试图平息这场席卷全国的狂热的宗教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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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鲁伊已通过电视进行道歉,但伊斯兰主义者仍继续示威,坚持要求对其进行审判。他最高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2012年5月3日,纳斯马电视台的老板被处以2400突尼斯第纳尔(约1200欧元)的罚金,理由是“影片的播放扰乱了社会秩序并损害了良俗”。法庭还判决两名合作人各支付1200突尼斯第纳尔(约600欧元)罚金。司法服从了伊斯兰教法——这个“茉莉花革命”的“私生女”,不惩罚暴力的萨拉菲分子,却处罚“亵渎神明”的艺术界人士。更为讽刺的是,该判决宣布的当天正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也将其列为庆祝日。即便如此,泰米姆营地区清真寺的伊玛目侯赛因·贾兹里竟然还认为判决极不公正、过于宽大。他曾在5月4日周五祈祷时呼吁处死卡鲁伊,当天,他又在纳斯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继续抨击突尼斯司法部门:“如果法官是穆斯林,他就应该下令立即关闭这家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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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不利于卡鲁伊,政府也不站在他那边。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2012年7月1日至10日,在拉马尔萨的阿布德里亚宫举行的“艺术之春”展览,引发了萨拉菲派的不满。这些宗教狂热分子不断叫嚣,表达对非穆斯林画家的仇视情绪。他们在各城市组织暴力游行活动“以捍卫其神圣价值观”,使突尼斯陷入数天的混乱状态。在抗议“艺术之春”作品展的宗教狂热分子中,还混有年轻的失业者,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抢劫。此间,萨拉菲分子同警方的对抗越来越多,政府颁布了宵禁令。这次伊斯兰主义者引发的骚乱造成一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数个警察局被焚毁,酒吧、影院等商业设施遭到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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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发生的一系列萨拉菲分子骚乱再次显示,贾巴利领导的政府具有两面性,明明关心的是帮助突尼斯社会再伊斯兰化,嘴上说的却是另一套。政府对艺术家受到的死亡威胁丝毫不予谴责,文化部长迈赫迪·马布鲁克(贴着独立派的标签,实际上为伊斯兰主义者参选服务)将过错推到艺术家头上,对艺术进行如此这般极端的阐释:“展览包含很多品味低下以及艺术性平庸的作品,损害并践踏了伊斯兰教的某些象征。有些人属于自修者,其造型艺术没什么可看的,而且传递了含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息。艺术不应该传递意识形态,不应该是革命性的,它应该是美的。”而复兴运动党则投票通过内部决议,希望将“损害圣教的行为”从轻罪法庭移交至重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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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者威胁下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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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菲分子还对突尼斯大学里的世俗主义阵地展开行动。对世俗价值观及民主的捍卫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受伤的阶段:从2011年底开始,一群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占领了马努巴人类文学及科学学院,直到2012年1月24日才被警方驱逐。这些极端分子尾随教师及学生,甚至用匕首和弯刀对他们进行威胁。他们要求在学校里准许妇女穿戴面纱。萨拉菲分子的占领过程证明,复兴运动党伊斯兰主义同萨拉菲激进主义存在合谋: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蒙塞夫·本·萨勒姆来自复兴运动党,他是贾巴利在巴黎时期的密友,在这起事件中,他可耻地采取了观望态度。教育部门未能向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学生提供保护以抵御来自宗教狂热分子的人身攻击,存在严重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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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起事件中世俗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被再度送上被告席。2012年7月5日,学院院长哈比卜·卡兹达赫里被迫出现在该城西北郊区的一审法庭上,被起诉缘由是他侵犯了一名戴面纱的女大学生。事实上,卡兹达赫里院长是一位正直廉洁、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事发当天,两名戴面纱的女学生闯入了他的办公室,将文件弄得散乱一地,并试图毁坏文件。3月6日,马努巴一审法庭的检察官证实了女学生这些违法行为,之后院长的办公室遭到石块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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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在学院被占领期间,一位叫亚辛·布迪尼的青年亵渎了突尼斯国旗——他将建筑物顶部的旗帜从旗杆拔下,换上了黑色的萨拉菲旗帜。被移交法庭后,他只被判处6个月监禁并缓期执行,然后就安然回到家中。突尼斯刑法第129条规定,任何人以语言、书面材料、行为或其他任何方式公开损害突尼斯国旗或外国国旗,都将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法律对伊斯兰主义者再次进行了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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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萨拉菲分子对他人的语言及身体攻击行为不断增多,他们认为,这是将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一个战略步骤。复兴运动党控制的政府任凭他们精心实施图谋,而不去保护高等教育机构的安全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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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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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菲分子在突尼斯造成安全形势持续恶化。62岁的法裔突尼斯人贾迈勒·盖尔比是萨尔斯地区的社会党顾问,2012年8月16日,他与夫人及12岁的女儿遭遇了一段痛苦的经历。当天晚上,他们在故乡比塞大的大街上散步,母亲与孩子穿着夏装。一群由50多人组成的萨拉菲年轻人挡住她们的去路,对其进行言语攻击。她们只得赶紧逃走,盖尔比孤身一人面对歹徒,这群人用橡皮棍和短木棒殴打他。“没有一个人救我,”他说,“幸亏我成功逃走才躲过一劫。如果我倒在地上,他们肯定会把我打死。”当天正举办著名的比塞大音乐舞蹈与戏剧节。突尼斯内政部统计,在这天晚上,“约200人参加了萨拉菲派的行动,他们用暴力阻止一些团体在耶路撒冷日举行演出”。目击者称,这些人拿着弯刀和棍棒,破坏了乐器,将组织方的工作人员霍米斯·加尔比和另外5个人打伤。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进行干涉,4名萨拉菲分子被逮捕并受到审讯。在此之前,由于受到萨拉菲团体的威胁,一场音乐会及一场演出已被迫取消。其他文化演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此期间,比塞大的安全部队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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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段时间,盖尔比对此事件当事人提出指控并接到了来自总统府与突尼斯政府的正式道歉。他对此并不满足:“从第一天开始,我的要求就是犯下这些罪行的萨拉菲分子应该受到惩罚。我将永远坚持我的诉求。”盖尔比将注意力引到一个基本问题上:如果不处罚萨拉菲分子,其势必在突尼斯散播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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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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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伯世界中最具现代性的突尼斯女性而言,她们的地位将受到严峻挑战。1956年8月13日起实施的《个人身份法》,在许多领域都规定了性别平等。它赋予女性离婚、继承、与非穆斯林或外国人结婚、收养等权利。《个人身份法》是布尔吉巴时代留下的一项主要遗产。但自“茉莉花革命”以来,复兴运动党对女性权益持伊斯兰激进主义观点,从而使该法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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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女性的安全保障自“阿拉伯之春”后日益下降:萨拉菲分子经常对着装不符合其要求的女性进行侮辱和殴打,如同盖尔比一家所遭受的那样。还有一个更震撼的事件反映出突尼斯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不稳。2012年9月3日,一名29岁的女性与未婚夫开车途中被三名警察拦截。其中两人对该名女子实施强奸,另一名警察则控制其未婚夫,事先给他戴上手铐。事件的后续发展更让人无法接受。的确,两名警察因强奸被监禁,但9月26日受害者与其未婚夫应一名预审员传唤前去对质,在那里她被指控犯有妨害风化罪及有粗暴行为。内政部发言人哈立德·达鲁什指责说,这对年轻人是在一个“不道德的地点”被警察发现的,同时也承认这仍然无法证明后来发生的强奸行为合法。于是这名受害女性(及其未婚夫)因妨害风化被提起公诉。复兴运动党盟友、左翼的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党成员、议员卡利玛·苏伊德在脸书上怒斥这件丑闻:“自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进入联盟以来,我只看到复兴运动党称王称霸。我决定彻底脱离这个政府。强奸事件以及今天上午对受害者的指控,正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说是什么三党联合政府!你们真让我感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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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害人的辩护律师布什拉·贝尔哈吉·西姆达指责政府应该对警察的胡作非为负有责任:“它具有政治及道义责任。”确实,警察的暴行“并非有组织的,但政党(复兴运动党)关于女性的言论是其产生的土壤”。她补充说:“自2011年10月23日,伊斯兰主义者掌权之后。他们看到一位现代妇女、一位突尼斯女性,就认为有权要求其做出交代,然后这些女性受害者就会受到指控。”该律师说,由于“警察中间普遍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惩罚”,这种现象逐渐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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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民主妇女联合会及突尼斯人权联盟曾签署一份公告,揭露这种诉讼程序“将受害者变成被告,目的是恐吓并强迫其屈服,让该女子及其未婚夫放弃他们的权利”。这些协会呼吁“政府要严正介入,出台打击强奸妇女的国家方案”。这和突尼斯女权团体的报告是一致的。自复兴运动党伊斯兰主义者上台之后,警察对妇女的态度与布尔吉巴时代及本·阿里时代相比有根本变化。这些团体指责警方以女性着装“不当”为由,系统性地骚扰妇女。这些团体还认为,在“正当的理由”背后,隐藏着突尼斯政府的意志:由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政府,试图剥夺女性在布尔吉巴时代所获得的在其继承者本·阿里时代保留的权利。复兴运动党希望由伊斯兰教法决定妇女的社会地位。另一个证据是,他们企图在未来宪法中加入性别“互补”的措辞,而不是性别“平等”。在等待未来宪法为他们保留什么权利的过程中,突尼斯人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多地受到“道德警察”(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刁难,后者有时在各种滥用职权外还要加上初夜权。在电影院、剧场、饮料专卖店、夜总会,被认为衣着轻浮的路人,时常受到威胁、侮辱与攻击。如此现代与充满活力的突尼斯,落入伊斯兰“道德警察”的手中,任何力量也无法有效抵制萨拉菲派对突尼斯的牢牢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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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兄会与萨拉菲派的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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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运动党极为谨慎地玩弄联合政府内的温和伙伴,许诺给其好处。2012年1月,加沙政府首脑、哈马斯的成员伊斯梅尔·哈尼耶,应贾巴利的邀请对突尼斯进行了正式访问。一群激进分子到机场欢迎他的到来,并高呼:“赶走犹太人!杀死犹太人!”7月2日,复兴运动党像迎接英雄一样接待前来参加在克拉迈展览馆举行的国会开幕式活动的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支持者向这位贵宾欢呼:“圣战!圣战!胜利或成为烈士!”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对迈沙阿勒关怀备至。还是格努希,在几天之前向媒体保证:“国会应该秉承复兴运动党的理念以及温和开放的伊斯兰运动,涉及突尼斯全体人民的关切。”复兴运动党不断采用两面派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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